2016年12月20日13时，雾霾掩映下的北京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美国之音叶兵拍摄）
【看中国2016年12月21日讯】中国12个省市5亿人的生活正宠罩在雾霾之中。今年的雾霾有多严重？《河北多地“爆表”像地狱石家庄PM2.5破千》一文的附图让我吃了一惊，因为那张摄影上的人像一群幽灵在暗夜中移动。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更不幸的消息是雾霾被北京市政府定性成“气象灾害”，这无异于向公众宣布：气象灾害由气候变化生成，人不能战胜自然，从此本国人民就将雾霾当作与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同在的自然生态，不要指望政府去治理了。
1999-2016：中国雾霾的华丽变身
北京市近日发布的《北京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将霾列入气象灾害。消息一出，争议声四起。赞同政府新标准的专家，例如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胡非援引中外历史文献证明：解放前（即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出版的《测候须知》（1929年）、《气象观测》（1947年）等，对霾的定义和标准等进行了记载；从国际上来看，世界气象组织（WMO）及各国和地区气象机构（例如英国等）也都将霾列入了天气现象。
胡非先生如果只引用民国时期的资料，说那“万恶的解放前”的霾被归于自然现象，我无法证伪，因为手头找不到相应资料。但他举英国为例，却举了一个错误的例子，1952年伦敦“大烟雾”（Great Smog）非常有名，它形成的巨大冲击，成为英国解决大气污染的契机，并让烟雾带来的深刻问题为全世界知晓。英国政府自那之后出台多项燃料使用规范、以及制定禁止工厂排烟的基准，如1956年与1968年的“大气净化法”(1956 Clean Air Act)、1954年的“伦敦城法”（City of London(Various Powers)Act 1954）等，后来，伦敦人能够呼吸相对清新的空气，是拜治理之赐，而不是依靠大风吹散了雾霾。
胡非先生与其拿民国资料说事，还不如去看看中国官方报纸。有人将17年前的一张《北京晚报》翻了出来，1999年3月9日该报的头条标题是《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文中引述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谈到北京治理大气污染时的一句话：“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提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到人大代表北京团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为还北京碧水蓝天共同筹谋良策”。解局长说：不能让污染严重的北京跨入21世纪，国务院将专门审议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的目标和对策。
英国对于污染空气是先承认污染，继之以治理；中国的对策是先承诺治理污染大气，后将污染大气改为“气象灾害”，放弃治理，其间差别，是民主制度下的责任政治与专制政权下无责任政治的差别。
奥运蓝、APEC蓝证明：雾霾是环境污染造成
复旦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梓太所持看法与胡非不同，他认为：“气象灾害是自然灾害的一种，自然灾害是不能被人的力量所控制所引发。霾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将霾纳为自然灾害违反科学规律”。
我同意张梓太先生的意见。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奥运、APEC等大型国际活动的顺利举办，曾花大力气治霾，使首都北京出现罕见的蓝天，被戏称为奥运蓝、APEC蓝。当然，这代价也确实不菲，因为据说雾霾和汽车、烟囱、工厂、餐饮业、羊肉串、秸秆焚烧等等有关，中国政府早在奥运会或者APEC会议之前两个月，就在北京、天津、河北以至于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等周边地区陆续让工厂停产、餐饮业停业，机动车限行，北京全市所有工地也被停止施工，也就是说，几乎是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暂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终于让蓝天出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霾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将霾列为气象灾害确实是逃避追责。
中共政治从来就不是责任政治，因此，官员在向上级政府做出承诺时，往往大话连篇，话说得太满，但几乎很少付诸实施。2014年1月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代表北京与中央签订责任状，承诺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但后来因为受到的讥讽太多，只好表示反悔，说这话“并不代表拿脑袋说事，而是想表达治理大气的信心和决心”。
雾霾成气象灾害的背后
公众应该记得2011年的“中美空气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布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测量数据。在美国使领馆与本国政府公布的空气质量信息之间，中国公众宁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国政府，纷纷指责政府信息造假。这场“空气风波”最后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指责美国公布中国的空气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沦为国际笑柄。
但事情并没有完。2013年12月初，美国环保署长吉娜・麦卡锡在大雾霾中到中国做穿梭访问，临行前，她在美国一个公共场合称，“中国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国西海岸”，出访过程中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也毫不讳言地说，“中国面临的空气质量挑战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并表示愿意提供技术与研究方面的帮助。
美国的“帮助”有了结果。一年多之后，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的水平。在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气污染的成本为最。2000年至2010年间，空气污染成本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污染退化占1.1%。
兰德公司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2，大量替换燃煤发电——特别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边，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3，强制报废易造成污染的车辆，以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兰德公司关于空气治理的主要办法就是能源置换。上述政策的花费不菲，如果进行能源置换，每年要比现在多花1,400-1,600亿美元，但考虑到当今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当于GDP 6.5%的健康成本（2012年这一成本约为5350亿美元），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这篇报告有个要害没提：在中国，能源置换需要政府补贴，但健康成本则多由国民个人支付。支付的主体不一，这成本核算就没有意义。因此这个报告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为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已经滑入衰落通道，政府忙于拆了东墙补西墙，努力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就在这段时期，中国人因污染空气而致死的数量在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超过9成人口受到空气污染影响，中国受影响最重，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户外污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计算的数据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平均每天会导致4000人死亡，占中国总死亡人数的17%。
对待雾霾的态度，短短17年间，从“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再到如今将雾霾定性为“气象灾害”，足证中共政治从“口头责任政治”变成“无责任政治”。中国人面对雾霾只能承受这一悲剧命运：经济发展依靠透支环境，说是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如今经济发展衰退，更不能指望政府将治理污染当作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