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中共早已沦为俄奴。（网络图片）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先生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回国。这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北天取经”活动。问题是，蒋公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我们现在找不到蒋的《游俄报告书》，但是从他的书信集里，还是能收集到诸多游俄体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不游苏还好，游了总共三个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苏反共了。
蒋给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说：“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也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则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讽，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看这书信，不由得感叹，蒋既有先见之明，还有难得的一腔忠诚。甚至可以说，蒋才是标准的民族主义者。历史好象特喜欢调戏人：蒋在国共两党尚没有成为仇敌之前，就发现自己未来的对手沦为了俄奴；而他未来的对手则在很久之后才用同样的手法攻击他是美奴。不过相形之下，还是应承认蒋的英明的，因为他年纪轻轻（时年36岁，四年之后，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决心将共产党清除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马列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马列的羊头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其次，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第三，苏俄的专制和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踏上苏联国土三个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国随后那么多的留苏学生在苏俄呆了那么长时间，都发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