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绚丽夺目、遥相呼应，如同瑰丽的宝玉，更像两颗耀眼的明珠在浩瀚的青史中闪耀，它们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灿烂辉煌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康熙盛世”，记录了缔造这两个盛世的英明睿智的帝王唐太宗和康熙大帝的言行语录以及他们和大臣们的互动。通常谈到史学双璧，泛指《史记》和《资治通鉴》，但笔者认为《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可以称得上是另一对史学双璧，它们无愧于“史学双璧”的美称，它们的史学价值不可估量，垂范后世，对后人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和实际效用以及警示启迪作用。笔者意在通过本文简要的向读者介绍《贞观政要》与《康熙政要》，限于篇幅和笔者的层次，请读者们参阅原着来直接体悟和获益。
《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善始慎终，戒奢纵贪婪，任人唯贤等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网络图片)
（一）彪炳千秋的《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着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它以记言为主，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们的谏议、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料。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吴兢作为史官，不但能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坚守作为史官忠于历史的高贵品格。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他私撰本朝国史，就是为保留历史真相。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也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吴兢突出强调的史学特质就是“直笔”二字。吴兢担任史官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贞观政要》，想为后人留下信史，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吴兢在《序》和《上表》都对写此书的背景有说明。在序中介绍说：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是大唐立国以来的良相，“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对贞观之治极为景仰，深感“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于是授意他编撰本书，为的是继承祖宗的优良传统和致治方略。
贞观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征、虞世南等大臣编撰《群书治要》。编撰者从历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抉摘资料，总结的是从上古至晋代的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完成《帝范》12篇，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再三叮嘱，作为遗训：“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
《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他很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在国外也很有影响。约在九世纪前后，这部书就传到了日本。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政要》一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
唐太宗缔造了巍巍大唐的辉煌盛世，《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善始慎终，戒奢纵贪婪，任人唯贤等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格言名句俯拾皆是，对于千年之后的读者仍具有现实的意义，使人深受启迪与警醒。这里仅摘选以下三段与读者共享。
卷六・论谦让：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们说，是天子就可以自认为尊贵崇高，无所畏惧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天子更应该谦逊恭谨，经常心怀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和你争功。’《易经》上说：‘君子的准则是厌恶自满而以谦逊为贵。’做了天子，如果只认为自己尊贵崇高，不保持谦逊恭谨的态度，倘若自己有过失，谁还会冒犯尊颜向他提意见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虽高，却能听到地上的议论，怎能不畏惧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视着我，这怎能不让人畏惧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怀谦逊恐惧之心，恐怕还是不能称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注]
卷五・论仁义：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注]
卷六・论慎言语：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讲一句话，都要想想这句话是否对百姓有好处，所以我不敢多说话。”......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言语是表现君子德行的关键，因此，讲话怎能草率随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被别人记住，遭到耻笑损害，更何况是作为万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决不能讲出不妥当的话来。这样做的损害是极大的，君主岂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为戒。[注]
康熙大帝对《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的贞观盛世给予了高度评价，“寥寥三古后，载籍亦炳焕。俯仰千年余，盛世数贞观。修德偃干戈，措刑空狴犴。海外奉车书，臣民登燕衎。事往迹尚存，流风照觚翰。洋洋四十篇，可以一辞贯。仁义有明效，非由事击断。”其大意是：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贞观盛世在史籍中依然是光辉闪耀。俯仰千余年的历史，贞观之治是当之无愧的盛世。唐太宗修德天下，四海统一，战乱停息，天下安宁平和，监牢为之一空而无刑囚。贞观年间天下一统，四海升平，到处是一片祥和的景象，臣民百姓和乐欢歌。贞观的事迹尚存，在史册中代代相传，照耀古今。《贞观政要》洋洋洒洒四十篇，可以一辞贯。从史书可以看到，行仁义治理天下，天下大治有明效，如果不由仁义而行，事情则会往往中断而行不通。(未完待续)
[注]此处为白话译文，原文古文请参阅原著 。
来源:看中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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