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早有先见之明，留下《日记》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网络图片)
7. 清查五一六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本来只是一个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以炮打周恩来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学生组织。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次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文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后，“清查五一六”逐渐扩大成为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运动，其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其打击面之宽，清查时间之长，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辞条中说：“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但据“林办”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情况，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苏州 。因此林彪这个“召开大会”和“号召”是否准确？除去这一句话外，在整个清查“五一六” 运动中，看不到林彪有什么具体作为。倒是毛泽东和其他人有不少具体指示。
8. 有关“第一号号令”
所谓“第一号号令”指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发布“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关于这件事，林彪幸好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记中有着这样记载：
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借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
“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
事后毛泽东倒打一耙，即 “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毛死后，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所谓研究者有过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毛的保镖汪东兴回忆说，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删去了“借口”、“擅自”等语。）
时到八十年代中期，党史编写人员不可能不看《林彪日记》，而这些人仍抹着良心编写党史，企图继续欺骗人民。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永远，但你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
现在有了《林彪日记》作证，上述论点纯属栽赃行为。
9. 一打三反
从1970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展开了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以“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或“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死刑……而这一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总之，客观地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总的方面，其实只算得上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所谓“亲密战友”、“副统帅”，不过是毛泽东用于一时的摆设而已。不过，林彪这个观潮派、逍遥派，又不同于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而有其特殊性。因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统帅”，许多事情显得像是他在直接领导、发号施令。周恩来上报的或毛泽东批示下发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里走一趟，由他批几个字或画一个圈。长期以来，特别是毛泽东及其徒孙们操纵舆论的“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故意把毛泽东和别的领导人的批示和表态隐去，而对林彪的“画圈”或批示、讲话则取其所需大肆渲染，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只有林彪在制造动乱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毛泽东与江青、林彪与叶群这两对当代中国政坛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对江青和叶群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显着的双重标准：对江青所干的坏事，尽量说成是与毛泽东无关，尽量为毛泽东洗刷、开脱，尽量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一些批评、指责；而对叶群所干的坏事，则尽量说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责任，尽量笼统归罪于“林彪集团”……这样，尽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几十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林彪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氏徒孙们借“批林批孔”运动“妖魔化”的那个形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
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
“林办”秘书张云生在谈到林彪对开始出现武斗的态度时说：“也许他并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过对‘武斗’的不满，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却形同虚设，没起什么作用”。从“文化大革命”中震动一时的“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虚空。1967年8月，毛泽东眼见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到处碰壁，他的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谎言无法掩盖全国大动乱的现实，特别是各地支左部队与“左派群众组织”关系紧张甚至冲突不断，便独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关锋（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决定，以抛出替罪羊来转嫁罪责。他叫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决定。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又叫他去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杨成武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周恩来说： “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杨成武遂飞赴北戴河向林彪通报，林彪听后“只是微微地点了个头”，杨成武问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
可见，毛泽东不但不与林彪商量、讨论，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报。连周恩来都认为“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潮派、逍遥派表现，曾担任审查林彪专案组重要成员的纪登奎也有生动的回忆。纪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中是这样说的：“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 。纪登奎当面向林彪汇报军队工作，提出军队副职太多、形成冗员的问题，林彪听说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纪登奎的回忆，把林彪勾画出了一幅逍遥派的画像。
其实，毛泽东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观潮派、逍遥派的意图，曾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并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长生，二十多年不见朝臣，不问政事。说林彪“想当明世宗”，不正是说他想当观潮派、逍遥派吗？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体表现，他并非只是“想当”，而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当了观潮派、逍遥派。
当然，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统帅”，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观潮不下水，完全逍遥事外一点不介入，不可能什么坏事都没干过，不可能什么人都没整过。在当时的体制和政治环境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有谁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谁的手能保持干净？目前史学界已广泛认同这个观点：政治运动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时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林彪自然也难逃这个历史局限。我们说他是“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就是从他对“文化大革命”所抱的总的态度和所起到的总的作用来看的。我们希望澄清史实，分清历史责任，是谁的责任，有多大责任，不要按一时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舍，既不要“为尊者讳”，也不要搞“妖魔化”。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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