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爱玲1937年高中毕业时，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填过一个名为“学生活动记录，关于高三”调查栏，就“最喜欢吃、最喜欢、最怕……”等六个项目各以一句话作答，竟到了五十余年后，为了解释那个调查栏，才催生出终究还是未能完成的〈爱憎表〉遗稿。
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像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过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这辈子总要过”
基督教同样地使人无法相信。圣母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已有的，不过是对伟人的出身的附会传说。我们学校的美国教师是进步的现代人，不大讲这些，只着重“人生是道德的健身房”。整个人生就是锻练，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朦胧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綷縩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岁数即是身分证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分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著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附注
本文节录自张爱玲遗稿〈爱憎表〉。由宋以朗先生提供手稿，经冯睎干先生重构整理，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先生为此文之发表穿针引线、居间联系。全文内容二万三千余字，完整刊出于206年7月，《印刻文学生活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