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与夫人葛惠敏。(网络图片)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据文史月刊报导，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著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著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著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问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那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有天没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实属一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