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中产们，你们以为只有农民工命如蝼蚁吗？
【看中国2016年04月28日讯】去年下半年，我辞掉北京的一份工作，来到武汉光谷，开始接触这边的一大群90后创业者，他们头脑聪明，学历闪亮，被政府吹捧和保护，年纪轻轻就谈论着几百万几千万的大生意，让人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是赶上了好时候，竟然如此轻易就跨越了阶层和历史，走进了美好新时代。
我昨天晚上还在修改这样一篇稿子，但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对那篇稿子的结构、细节和主题进行思考了。
事情从一个电话开始说起。
一件发生在中国最繁华、最现代、法治文明最发达城市之一的，上海。
早上我还在床上赖床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的上海电话，接通后发现是一个远房表叔打来的，这个表叔在上海当包工头，以前从来没联系过。上一次有从没联系过的亲戚找上门来，还是想给我介绍相亲对象，被我厌烦地堵回去了。
但表叔寒暄完，打头第一句居然是“听说你是记者。有这么个事……”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是不好的兆头，比相亲不好太多了。
结果表叔说的事情是这样的：老家有个叫廖大碧的表姑，在上海松江一家叫虹桥快餐店的餐馆打工，在宿舍里死了。死因不明。更荒唐的是，因为无法证明身份，出事已经四天了，家人还无法领回遗体……荒诞死亡版的“证明我妈是我妈”。
我本来昏昏沉沉、残梦未醒，听到这里却一下子激灵醒过来。老实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没有办法解释我早就不是记者，而是一个地位尴尬的自媒体人了（这种情况下解释起来无论如何都像是一种冷漠的推脱）。
然后我瞟了瞟手机上的时间，发现糟糕，还晚5分钟起床就是我的迟到极限了。我只好立刻弹起来，洗脸刷牙奔向公司，一边应和一边含糊其辞地说，等我到单位上再说。
但实际上，一整个上午我都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缠住，比如项目上要确认的事情，合作方的事，稿子的事情……
直到中午，我才有时间认真地把表叔发给我资料理了一遍：廖大碧是老家村里的一个远房表姑，在上海打工很多年了，今年8月进入上海松江一家叫虹桥快餐店的小工厂打工，做的是洗碗工。
根据后来的监控录像，出事是20号晚上6点下班后，当时表姑先回女士宿舍洗漱，然后去男士宿舍呆了一会儿，再于19点38分回到女士宿舍，半个小时后，女士宿舍有人走出门外拨打120。
20点45分，上海松江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到达现场，抬走表姑。在这之前的20:38分，虹桥快餐店老板娘打电话通知了我的一个小表弟，也就是表姑最小的孩子，告诉他表姑喝酒了，从床上摔了下来。
全过程中无论男士宿舍还是女士宿舍，都有多人进进出出。
小表弟和表姑爷赶到医院时，表姑已经人事不省。医院开的治疗押金要8万，他们凑不出来，最后听从了快餐店老板的建议保守治疗，其实表姑爷在上海打工这么多年，只去过私人诊所，大医院的门都没踏过。
36小时后，表姑去世。餐馆老板没有任何积极的治疗意向，没付过一分钱医药费。
去世前，小表弟和表姑爷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
然而，这才麻烦的开始。人都去世了，表姑爷才知道快餐店老板送人进医院时，用的是另外一个陌生人“高艳”的姓名，这个人是表姑生前的同事。而之所以没用表姑的本名“廖大碧”，是因为表姑当初进厂时，身份证丢失，借用了另外一个同乡的身份证，老板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并借此机会扣掉了表姑的社保。
对于老板为什么要用高艳的名字挂号就诊，大家只能猜测“以为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吧？”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医院不能以“廖大碧”的名义开具死亡证明，没有死亡证明，法院无法受理案件，也请不到律师。而要证明廖大碧的身份，他们得回到老家办理证明……在这之前，他们无法领回表姑的遗体。
帮忙跑着件事的两个表叔是村里最能干的人，他们和这个表姑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属关系，只是邻居而已。
但已经过去四天了，依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去跑公安局、跑医院、跑法院、跑律师事务所、跑社区，这里面的每一个程序都漫长琐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这座城市都生活超过10年了，但这些所谓台面上的程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城市生活经验。
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当泥瓦工、拆迁工、建筑工、服务员、卡车司机……他们维持着这座城市的运转，但这种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像是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一样。
所以他们才找到我，一个刚从所谓名牌大学里毕业两年的前记者，以为我能帮上忙。
但所有有过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其实同样无力，我尝试找我所有的媒体关系，上海的、北京的、二手的、三手的，哪怕只是去采访一下就好。他们只是希望知道一个大活人到底在宿舍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希望能以死者的名义堂堂正正领会遗体。
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案件进入正常程序的要求而已。
但表叔发现这太难了，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永丰派出所所长一直在协调，希望他们先把人以“高艳”的名义领回家，私了算了。餐馆老板则至今没有支付一分钱医药费。
表叔想不通的是，“明明是我们有理，但为什么一个身份就让我们变得如此被动呢？”他还想坚持尸检，把事情搞得明明白白，那又得耗费巨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只是不服“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活人没了，这不可笑吗？”
他也困惑，打新闻热线的时候，为什么对方连详细询问的兴趣都没有。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曾经，我还在一家全国闻名的都市报当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开选题会，主任对着大家报上来的一系列选题大发雷霆：“以后要不是惨到惊天动地的，就不要报上来了。”大家面面相觑，默默低下了头，就像鸵鸟埋进沙堆后，那些荒唐的事情就不存在了一样，我太明白我这些半同行的难处了，当“惨”这件事情的发生频率太高，其实是等于没有发生的。
正是因为了解，所以知道没用。这个国家，每天都有无数个人在卑微地活着、不明不白地死去，一个农民工算什么呢，记忆里有多个老乡曾在这些遥远的大城市里死于非命，高楼覆盖之下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人留下过任何名字。
也有人建议发微博，是啊，那看起来是一条捷径，但这个国家的公众对苦难的猎奇胃口早就被无限撑大了。这样一条人命，死得又不够惨绝人寰，谁愿意看呢？
那个表姑是我妈儿时最要好的玩伴，也曾经是村里最老实厚道的姑娘之一，嫁了一个同样老实巴交的丈夫，安安分分打工，从来没想过发财，求个生存而已。我妈想不通人的命运怎么还是这么轻贱。
其实我妈从来不愿意我参与这种事情，她希望我远离这个阶层，她希望我过上另一种人生，体面的、从容的、有尊严的那种生活，她一直以我为骄傲。
所以出事后到了第四天，实在没有办法了，她才把我的电话给了表叔，但我只能说：“抱歉，妈妈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她听了后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这样的事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这个社会来说，连踩死一只蚂蚁都不算吧。”
是啊，这才是真正让我心寒的地方，让我如此无力的这件事，它只是这个社会上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件了，从一开始就很正常，没有社保的混乱的雇佣关系很正常，工厂里条件恶劣的宿舍很正常，不需要核验身份的医院挂号就诊很正常，“证明我妈是我妈”的程序漫长复杂很正常，警察、法院、律所、记者，所有人都不愿意惹麻烦很正常……
一个底层的弱势群体死亡事件而已，连情节都算不上曲折，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又不会发微信微博，他们又不会做直播。
再说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故乡所在，但我除了无用的焦灼和无力以外，我真的能够放下手里的工作去调查去陪他们共渡难关吗？
扪心自问，我不能，我也不过是一个25岁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已，我在这个社会上和他们一样卑微，在我早上听到“死了”这两个字以后，我一样在为自己五分钟的迟到焦虑，我不过是另一颗螺丝钉而已。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和那些总是在“颠覆行业、颠覆过去和现在”的年轻人们交谈，我总是会有种错觉，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会是不一样，我们不在乎车子房子，没有经历过沉重的生活负担，也许我们真的能改变世界。
其实我们只是差一根针来戳破肥皂泡而已，就像天津爆炸戳破了那么多人的中产假象：谁和谁不是一样的命如蝼蚁。
我没办法做到任何事情，没办法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没办法再假装自己可以逃脱开去。
但愿你们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