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漆黑的夜，渺无人迹的铁岭后山，北风在“呜——呜——”地刮着，像是怨鬼在暗夜中的哀嚎。我不敢睁眼，我怕这深重的夜色，只是瑟缩在姐姐的背上，双手紧紧抱着姐姐的脖子。姐姐向前走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困倦袭来，我把小脸贴在姐姐温暖的背上，渐渐地，其他声音都离我远去了，唯有姐姐的喘息声在我耳畔甜甜地奏着催眠曲，我终于进入梦乡，姐姐和我从此就要背负着右派子女的恶名走完那无尽的人生路。那年我3岁，姐姐长我两岁多。我们为了能够借到口粮而在暗夜中前行。
多年后，当我同母亲提及此事时，母亲断然否定：“不可能，她当时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决不可能背着你走完那条近乎8里长的路……”。
不知母亲对否，但我坚信自己的记忆。
在我3岁那年，父亲是以“反革命”和“右派”的双重罪名被带走的。一九五七年，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父母亲刚刚远离战争的硝烟，建立了自己小家庭的时候，是在我们儿时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而五七年却成了我们家庭恶梦的开始。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的身影只是一个符号，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从他被带走的那一天，就永远的告别了这个家庭，直到三十几年后，他才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四处查找才找到我的弟弟。
父亲被带走并被判刑后，我的母亲就要全部承担起维持家庭生活和养活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重担。父亲、母亲的家人远在他乡，很难给她有效的帮助，我们家的生活到了最困难的境地。当时军校领导在我父亲被判刑后，多次找我母亲谈话，让她做出选择：第一，与父亲脱离关系，这样还能够保留自己的党籍，但也要脱下军装；第二，不脱离关系就要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对于我们这个5口人的不幸家庭来说，一年的时间，家里原有的积蓄很快消耗殆尽，母亲微薄的工资已经难以支撑五口人之家，所以，姐姐们便上街捡破烂、砸石子。在那段日子里，她们的手多少次不知道被冻成馒头状，也数不清曾经被铁锤砸出多少个血泡，我当时就拉着小弟弟满大街的捡煤核，即使这样一家人仍填不饱肚子。那时，饥饿是我最深切、最恐惧的感受，整日饥肠辘辘的，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跑到外面的垃圾箱里翻捡食物吃，结果吃了一肚子的虫子。母亲再也不忍看着全家人在饥饿线上挣扎：“送出去找口饭吃、逃条活命吧！”于是，从女孩子起开始分别把我们送了出去。
我们和母亲离开那个军校大院的时候，那个场面很有些惨烈。我的母亲怀里抱着我的弟弟，另一只手拉着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偎依在我母亲的身后，大院的邻居没有人敢走上前来与我们道别送行，能够为我们送行的是院里的士兵和保卫人员。我母亲在离开那所让她眷恋的房子时，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掉了帽徽和军衔的军装，端端正正的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远，还很依恋的看那屋子一眼。
我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把我双胞胎的姐姐留给了铁岭一户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个两口之家，无儿无女，在当年那个政治出身压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亲为我的姐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我们随着母亲来到了北京的姥姥家，当时我三岁，我的弟弟刚满周岁，我的大姐也只有五岁。
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据家人讲，她生性要强，性格刚烈，当初我父母的结合她就极不赞成，按照她的意思母亲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像我父亲的职务和出身她是极不同意的。如今，我母亲的命运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让人，对我母亲没有一天好脸色，何况又要养活我们这一家四口，从生活条件上来讲，的确是非常吃力。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着我母亲，让她尽快嫁人。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的确相貌出众，在军校的时候，人们也戏称我母亲是一朵校花，据后来在北京为我母亲介绍对象的媒人说，生过几个孩子之后的她依然是风采出众，她当年二十九岁。
我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听从了我姥姥的意见，先把我的大姐送给了北京西城区西四颁赏胡同的一户人家。那是一户平民家庭，家里还有一个男孩，那对夫妻都有工作，生活还算不错。我当时还很小，我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把我送人。
爸爸，从后来我的走访中了解到，您是一个刚强、直率、正直不愿意说违心话的人。军校里的同事说，当年您要是能够违心的做一次检查，收回对党在赴朝作战战俘安置上的错误的批评，根本不会遭此厄运，但是您却固执己见，死不认错。就是因为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您负责的精神，使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您再一次进入我们家人的视线是在1984年。据弟弟回忆，那是一个夜晚，弟弟无法辨认是谁的一个男人——其实就是您，敲开了他家的门。您瘦骨嶙峋，穿戴寒酸，神情疲惫，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其后就是激动的相认！弟弟说那是他感到的有生以来的最大一次悲痛，他全身抱住您，喊了声：“爸！”然后就是止不住的号啕。您，除了眼神依稀飘浮，全身形同一根木雕——您那时已经被加载于您身上不公平的重负剥夺了所有属于您的情感，几年以后您同样带着不公去世了。
在弟弟家的那些日子里，您整天沉默着，脸上的皱纹如同斧剁样的挂在上面。弟弟到现在仍然为了过去对您的轻薄和怠慢很愧疚，可能这种愧疚的心理会一直伴随着他走进坟墓。弟弟说，您登上火车扶梯的时候，脚步踉跄了一下，似乎整个人的身躯就要倒下一样。一个东北一米八几的汉子，身上并没有背负什么太重的包袱，只是一个已经发黄的军用背囊。您走了，您什么也没有说，您什么话也没有留下，直到您回到东北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令您可憎的世道，您没有再和家人和这个世道说过一句话。您的沉默是无言的反抗，您的沉默也是对世态炎凉的应对。
弟弟虽然在经济条件上存在着难以让您久留他家的困难，但是，更大的困难却是弟弟没有能够战胜自我，他不敢承载着您那没有得到任何结论的右派加反革命的“恶名”。
惨淡的政治阴云逐渐向家里弥漫，您做梦也没想到，您到死都没有找到的儿子——我，从15岁开始就和您一样背负着您的阴影，走过了大半辈子的人生之路。这条路可能要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更使我愧对您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您在内心里划清了界限，这对一个人的人性是残酷的。
那时我痛恨您生了我，更痛恨您与党和毛主席为敌，您为什么要与全国人民都爱戴的共产党作对呢？我竟然蠢到多少次的在心灵深处诅咒您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灾难，更不能原谅您和母亲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不能抹去的阴影。
一九七○年作为70届的初中毕业生，已不会再去向往那“广阔天地……”，更没有了当年老三届毕业生那种戴着大红花，坐着军用大卡车在锣鼓的欢送声中热血沸腾的激情。嵌入这一届毕业生记忆中的，是对寒冷的北大荒、黄土高坡的惧怕，很显然，当时能去服兵役是很奢侈的追求。
我是全校经过所谓的政审筛选，被批准当兵的体检人员中的一个，我很幸运。据武装部的人讲，我校的征兵名额是两名，而体检合格的也只有两名，是我和另一个男生。从体检回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做着踏上军旅生活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甚至还梦想着将来自己会成为一名将军。可见，少年的梦是多么的浪漫。
在家人和同学都准备为我送行的时候，如同晴天霹雳，我突然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当兵的资格。这在当年是一个谜，是一个不可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谜，连我的朴实、憨厚、少言寡语的养父和五代都出身贫农的养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1975年，不能当兵的谜底终于被揭穿了。就因为您这个被划为双料右派的人是我的父亲。我虽然没有被那个时代逼疯，但厄运从那时起就没有离开过我。
1978年，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倾吐的机会，欣喜的看到了西单民主墙蕴涵的勃勃生机，我毅然决然的进入了《探索》刊物，在这里使我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谁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厄运，使我的家庭支离破碎。我要在这里为父亲讨回一个公道。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自由思想，就是这样的一点诉求与主张，险些遭致杀身之祸，先是逃亡中的被拘捕，后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在功德林监狱里被关押了三个多月。1979年春夏之交，我带着一身虱子，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养父母家时，他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将我赶了出来，并丢给我一把钥匙说：给你安排了一间房子，你以后可以独立生活了，不用再来找我们了。那年我24岁。
1986年，因为我参与“南方会议”被判刑4年后刑满出狱。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扫过马路，收过破烂，当过饭馆的服务员，扛过麻包，烧过锅炉。社会上最底层的工作基本上都干过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哪个单位敢要的，更没有谁会重用你。我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早的边缘人物。也恰恰就在这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苍天有眼，使我能够和一个贤惠的女子成婚。她顶着家庭的压力，顶着单位领导和公安的威胁，毅然决然的和我结婚了。婚后虽然我们的生活很是清贫，但却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而快乐。婚后一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1989年“六四”之后，我又被非法拘禁六个月，因为我在“六四”时我在“高联”《新闻导报》任顾问。回来后，在我和妻子生活的那间小屋门上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脸，而是一张盖有法院大印的离婚判决书：里面写着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执，致使夫妻不和，准予离婚。当时我疯子似的到处去找她和我的儿子，但却踪影全无。
跟我妻子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一周岁。他都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只是把我当作和他所有见过的陌生人一样。以后的几年里，我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给儿子带来任何物质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现和我一样的命运，但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几年后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很神秘的把我约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在确认了没有任何人监视着我们的时候，才告诉我一个令我异常气愤的事情。原来，妻去学校接我儿子的时候，跟她关系不错的、我儿子的班主任神秘兮兮的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前妻很诧异的答道：“没有任何事情呀。”最后老师才告诉她事情的真象。原来，安全部门的人今天来找过学校领导，想了解诸如；每天谁来接他，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偏爱没有，经常接他的是谁，有没有家属以外的人和这个孩子接触等等。
又过了几年，我的儿子转学，本来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法律上规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监护人了，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说：学校领导非要她写一个有关儿子的亲生父亲的情况材料。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自从我78年参与民主墙活动为自己的父亲能够沉冤昭雪而卷入了那个大潮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十多次、二十多次的被无故的叫到公安部门问话，几天、几十天，2006年竟然达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里，我由于不能够出外工作，有时就要靠借贷过日子。
我的父辈在铁窗中度过了二十年，出来后妻离子散，最后含冤客死他乡。到了我这一代，又遭到如此境遇，我真的不希望；我也曾在暗夜中对着上苍虔诚的祷告，希望上苍能够怜悯我的儿子，让他永远能够脱离开这个无形的阴影的禁锢。
爸爸，现在我已近花甲之年，对自己过去对您的误解我痛心疾首。我知道，我把您当作反动分子来划清界限的可笑——仰仗您抚养而长大的我，那时正是个毛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国事，哪里有资格去参与政治——尤其是背叛父母的政治！
我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就与这个“反动”家庭划清了思想界限，没有想到最终的结果，竟和您的命运一样。您那只有一次的生命，在不白之冤下草草结束了；一个本来其乐融融的家庭，很早就过着没有父亲的日子了；一种本来最亲最厚的父子关系竟以仇敌般的关系在无形中使我们不得不在梦中相见——人性中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亲情被政治斗争所毁灭。我那正当玩耍年龄的少年的纯洁心灵，却因为背叛至亲而污染，余生还要被自己“背叛反动家庭”的丑行所折磨与忏悔不已。那时，全国象我们这样的家庭，谁知有多少？一个青年乃至少年人，连他自己的至亲都可以背叛，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儿子现在为自己感到羞耻，为一个讲了几千年孝道的民族而哭泣。
父亲，在向您忏悔之际，我还要向社会，向我们的后人呼吁，永远不要号召、鼓动儿女去做那种史无前例的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令人遗恨终身的事情——它触犯了人类的基本之爱，伤害了人的起码的自尊，是对人性极大的扭曲……
父亲，您的，还有很多的与您同样命运的父亲母亲们，您们的不幸经历，是在大出意料的情形下发生的；您们的这种经历，在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已经不足道了，因为我们民族的苦难实在太多了，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少许知识分子右派们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
到这里，儿子已是泣不成声……，爸爸！我今天终于可以对着自己的良知能没有任何重负的叫您了，压在心里整整几十年的声音，终于能在大庭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叫出来了。因为几万个和我同样命运的子女在良知的启发下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了。但是，在我用颤抖的手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只有一种怨恨！我恨我自己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您的儿女，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我知道您在天之灵不会怪罪您无知的儿女，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们自己给您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们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您在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没有被打到，您在冤狱中没有被摧垮，却是在我们这些无知的怨怼中被折磨而死。
世上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您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魂，您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您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两年的努力能够在出版物上见到这段文字了，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在呐喊了，这些人为了使生者得到解脱，逝者能够安息，在不懈的努力，您感到欣慰了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爸爸，我现在每当在心里呼唤着您的时候，我都会抑制不住的呜咽。在寻找您那永远见不到的身影中，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光辉的照耀下，对着您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诚，被全身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尘不染的天空中。但是，真的我们现在还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家人就此解脱了吗？如果说欠活人的债好还，但我们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他的儿女们当时都是天各一方，能见到的人，也难于理解他的心，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每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人要是没有忏悔，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在今天再一次祭奠爸爸灵魂的时候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2008年4月于香山陋室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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