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中国学生和青年的反日风潮中,历史教科书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说日本历史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和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所以他们要抗议。但很多中国青年并不知道,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历史教科书并没有一个官方审定的标准。
引起中国人抗议的日本教科书是由扶桑出版社发行的,是一家之言,影响并不象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大。日本出版历史教科书的还有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教育出版社、帝国书院、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和日本文教出版社等等,它们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华历史都有严厉的谴责。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官方审定的,即使由不同的出版社发行,不但在历史观点和历史评价上,而且在历史事实的取舍上都是统一的。
例如你看不到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镇压“六四”的真相和法轮功真相,只有中共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陈词滥调。在这种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很容易以为这就是一个国家向学生介绍自己历史的方式:一个声音、一个观点、一个故事,而不容易想到或不容易相信一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完全有不同的版本,更可以和官方唱对台戏。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区别,就是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不同。
由中日历史教科书对待本国历史的不同态度,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一样,美国编写历史教科书也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包括公开和隐讳地宣传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不包括为一些已经被人类社会所一致唾弃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辩护的观点,例如奴隶制、童工制和性别歧视等等,公然的剥削、奴役和侵略也是受批判的。总之,在处理一些和人类普遍道德准则相冲突的历史事件上,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为了和官方保持一致。
和中国历史教科书相比,美国很多历史教科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本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批判。例如,我手头有一本著名教科书出版社休顿.米夫林供大学生使用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是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已经发行到的第七版,是2005年印刷的。我随便翻到一页,介绍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中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外情报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不管外国人怎么看,这样一个机构在美国政府和官方宣传中的使命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和形形色色破坏美国利益的国家和集团作斗争。这种使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难免会使用种种不光彩的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手段,和每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一样。但总体而言,用中共话来说,它应该是“共和国卫士”,是“热血铸就”的“金色盾牌”,那些失误和不光彩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本教科书在“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中央情报局”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介绍这个“共和国卫士”的:
“中央情报局向外国领导人(例如约旦国王侯赛因)提供金钱报酬,资助外国工会、报纸和政党,通过一个叫‘假信息’的部门故意向报界提供假新闻,它还向外国军事官员提供扑灭革命运动的训练。它雇用美国记者和教授用职业为掩护来为它服务;它秘密资助美国全国学生协会发展和外国学生领导人的关系;它利用商业界人士作为它的外围成员;它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些美国人身上试验‘心灵控制’的药物。中央情报局还策划了很多秘密行动,包括暗杀,来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颠覆了伊朗政府,19554年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195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动了未遂政变,1961年还企图推翻古巴政府。”
对中央情报局的这种描写和概括,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反对美国的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顶多罪状再罗列得多一些,语气再严厉一些。但我们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反美的国家,决不会允许它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对本国的情报机构作如此的描写。在中国,对于过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今天的国家安全部,历史学者不要说这样写,就连这样想都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