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右)与毛泽东在一起。(网络图片)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急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