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男主人公：豁出性命说实话
1969年，我被释放出关了2年10个月的禁闭室，原武林机器厂被撤消，剩下的劳改犯200余人调到蒋堂农场。1971年10月，以“武林案件”命名的反革命集团案审查结果确定为假案，我终于按照刑满释放的规格，脱去戴了一年多的脚镣，分配到缸窑场员队，戴反革命帽子留场继续改造。
浙江省蒋堂劳改农场，相当于团级编制，我所在的下汪大队下辖的3个劳改中队，集中居住在下汪的监舍内；此外还辖梨园、缸窑、里坞3个场员队，全部从事农业劳动。场员不同于劳改犯之处，是可以抽烟、留长发，进出没有武警看管，假日可请假外出，而且还有工资，我的月工资从开始的17元涨到23元。
不久，我结识了缸窑农场的水管员朱明伦。
朱明伦的案情颇具传奇色彩，他给自己编了两句顺口溜：“豁出性命说实话，为说实话进牢监”。我来缸窑时他的案件已经平反，恢复干部身分，但不在编，水管员只是业务分工的称谓。
朱明伦比我小6岁，上海人，长得一表人才，说一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公社农机站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1958年夏天，县里布置农业大跃进任务，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县属各公社水稻每亩产量至少不能低于5千斤。各个公社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迫于情势，只得照办。有报5千的，有报1万的，唯独朱明伦所在的公社只报500斤。公社书记找朱明伦谈话，要他顺应时代潮流，不要因固执而误了自己的前程。朱明伦把公社书记领到晒谷场，他对书记说：“5000斤干稻谷摊在这块晒谷场上，它的高度就会超过30公分，所以，亩产5000斤是胡说，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党。”其实，公社书记何尝不知，他向朱明伦摊牌：“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别想再坐在这把椅子上！”偏偏朱明伦是个认死理的人，昧着良心做事他不干。
然而，真正令他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1958年9月11日，广西的《柳州日报》套红刊发了题为《环江放出亩产13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的新闻，接着，《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又相继转载。这年国庆节，《天津日报》报道了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的特大新闻。为了打破一些人的保守思想，上海市决定立即组织部分农业技术人员前往参观，朱明伦是参观人员之一。到了田间，看到在一块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田头，他看不见一个农民，在场的全都是市县与公社的干部。他问在场的干部：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他要求直接与种植这块田的农民对话，但遭到拒绝。来此参观的上海农业技术人员私下议论，水稻是绝对不可能如此密植的，最大的可能是从其它田中把稻禾连根拔起移植到一块田中，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即使如此，这块田的产量也绝不可能超过1万斤。在当晚由天津市农业局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朱明伦的发言把所有的人都吓个半死，他明确指出，这完全是弄虚作假，践踏科学，其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他要求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并将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布。
朱明伦毕竟是个乳臭未干的浑小子，他这一来，捅下的漏子就大了。第二天早上他刚醒来，就被警车押回上海。接着，县里召开了专门的批判会，他被拔了“白旗”（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旗帜”），投入劳动教养。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朱明伦却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在劳教期间，他多次上书党中央与周恩来，措词严厉地指出天津新立村搞的样板是一场骗局，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已经在全国各地造成恶劣影响，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出调查组，对新立村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对搞这种国际骗局的人给予严厉处分。殊不知新立村是毛泽东亲自视察充分肯定而树立的样板，岂是朱明伦能扳得动的？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朱明伦的矛盾性质彻底改变，由原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朱明伦因“到处散布流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朱明伦在劳改期间，从来没有认罪服法，每逢填表，在案由一栏中都填“说实话”。他多次明确表态，说“农业大跃进是骗人的谎言”，甚至扬言“我就是死不改悔！”为此，他吃尽苦头，每次开批判会总少不了他。他虽然如此顽固地抗拒改造，但却没有加刑，刑满释放后戴反革命帽子留场。
浙江中部特别是金华一带，由西到东是一片狭长的黄土丘陵，那里的泥土被当地老百姓形容成“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这样的土壤种植水稻产量极低。浙江省公安厅却看中这块宝地，在此建立蒋堂农场，在党中央“以粮为纲”方针指引下，一队又一队的劳改大军浩浩荡荡到此开山造田，并把从下汪到梨园的一大片梨树砍去种植水稻。
缸窑场员队在西边山脚处造了一个水库，还造了一条两米宽的明渠昼夜不停流经队部，200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靠这条明渠。缸窑村的农民见此处有水可用，也造了一条明渠，双夏期间，水源严重不足，双方为了争夺水源而纠纷不断，缸窑中队的一位生产队长出面与农民交涉，却被打成重伤住院。
朱明伦经过分析后认为，水库水源充足，问题出在两条明渠的水浪费太大，他建议在队部附近打一口井以杜绝明渠的无端浪费。缸窑中队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场员队伙房东侧打了一眼井，却真的没想到，井深不足3米，水质却清冽甘甜。缸窑村地处黄土坡，长期缺水，农民见缸窑场员队打出如此清冽的水井，便礼聘朱明伦帮忙，朱明伦经过勘查，选定了打井的位置，打出来的这口井，居然比缸窑中队水井的水质更好。
由于朱明伦对缸窑场员队的贡献，他被蒋堂农场正式任命为缸窑中队水管员，并在下湾水库旁边造了一幢15平方米的平房，作为朱明伦的栖身之所。从此以后，两条明渠不再使用，两家也不再为水而产生纠纷。
终于有机会访问朱明伦那幢神秘的小屋。
屋里摆设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自制的小桌子和一个小小的煤球炉。靠墙角放着些锅盘碗杓之类，墙面刷得很白，却没有按照当前最流行的格局，在正中位置贴一张毛主席像，而是贴了一张座右铭式的墨写大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种千篇一律的座右铭十分平常，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及至我了解了他的案情之后，不由得从心底泛起一股肃然起敬的意念。他的这种近乎冥顽的执着与坚韧，对传统道德底线的坚守，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这决不是每一个挣扎在困境中的人都能够坚持得下去的。
次日，我到场部汽车修配厂检了一块黄铜，特地请一位老钳工加工了一颗铜豌豆，经过抛光后金光闪闪，煞是好看，正面刻上“响当当”三个字，还在中间装上了耳朵，穿上丝线，当作一件吉祥物郑重其事地送给他，他有点不知所措，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过了两天，我在缸窑的小店里碰到他，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可惜我没有关汉卿的才华。[1]”我报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他终于读懂我了。
我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50年代发表过一些诗歌与小说，但现在却是个戴反革命帽子的异类，没有资格在报刊发表文章，即使稿件质量上乘，一旦进行政审，还是会被被刷下去。然而积习却蠢蠢欲动，居然胡诌出一篇小说。大意是说，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女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虚心向农民学习，从改良品种入手，终于种出大苞米……稿子写好了，但在署名问题上却举棋不定，最后找朱明伦商量，署上他的大名，小说就顺利在省报上刊出了。
女主人公：奇特的出场方式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邮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个足足一尺来长金黄灿灿的大苞米，再看寄件人的署名是“赵慧娟”。这事在我脑子里整整盘旋了一整天，夜晚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赵慧娟是谁？为什么要给我寄苞米？一连串的问号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快亮时，忽地在朦胧中惊醒，“赵慧娟”不是我那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吗？这本来就是凭空杜撰的故事，怎么可能会有小说中人物给作者寄邮件的事？这岂不是荒唐透顶！我在省报上发表小说的事只有朱明伦知道，更何况用的还是他的名字，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找到朱明伦，就能够解开这个谜。
朱明伦解开谜底，由此牵出了一个缠绵凄惋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全面停顿，只有人的生产突飞猛进，城市人口激增，生活资源匮乏，大中院校的毕业生与城市青年无业可就，于是中央决策，把大批青年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有一段语录歌十分流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就是我胡诌的那篇小说的时代背景。
缸窑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三个来自上海的女青年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起先，她们被编入由公社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挨村挨户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队解散后，她们被安置到一个小队里从事农业生产，但仍集中住在公社的宿舍里。她们打听到场员队的朱明伦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当过农业技术员，就向他请教改良品种的方法。其中一个叫方若伶的只有19岁，显得特别热情，隔三差五往水库边的那幢小屋跑。因为是同乡，朱明伦也特别关注这位小妹妹，把自己在屋边试种的改良苞米种子送给了她，还教她苞米定向栽培技术，使苞米在生长期内的通风光照更好，还可以在空档处套种大豆。为了鼓励她做出成绩，朱明伦特意把我写的小说送给了她，他不想沾我的光，就把这篇小说作者的姓名透露给了她，于是，小说中的“赵慧娟”便成了方若伶心目中的偶像，她在朱明伦指导下种的苞米果然不同寻常，收割以后，她拣了两个最大的寄给了我。
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我在50年代中所写的诗歌或小说一样，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大抵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让人物作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行为，归根结蒂要归功于党的教育，诠释一种这个时代中国文学所独有的主题理念，即所谓的“歌颂”，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无非是一种政治标签，决不可能有一点性格与灵气。
从朱明伦对方若伶的描述中，我的脑海中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形像，她穿一件白地蓝格子衬衫，胸前别着一个毛泽东去安源的像章，头戴一顶上海红卫兵特有的向日葵遮阳帽，一头青丝在脑后绾了一个大髻，向日葵遮阳帽的后边就被卷了起来，只剩下前面的一半，就像田间盛开的半边莲，她也因此获得了“半边莲”的雅号。
可是，当我见到这位上海姑娘时，却令我感到赧颜，我小说中的赵慧娟没有一点形像上的正面描写，就像一个影子般飘来飘去，显得那么苍白。而眼前的方若伶却是齿白唇红，身材高挑，她的举手投足，处处散发出青春女性的芳馨。此后，水库边、柳树湾一带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场员队里关于朱明伦交了桃花运的传言，已经到处沸沸扬扬了，我揣摩着这事有可能是真的，虽说二人年龄悬殊过大，但只要情投意合，倒也未尝不可。我用一种调侃的口吻把我的想法告诉朱明伦时，他却是一脸的严肃，断然拒绝，连连说“不行，不行！这简直是犯罪！”然而，我却看见朱明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多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这是《歌德自传》中的一句话，脱胎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话是：“爱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爱他。”这是一种无私的、无望的爱情理念，一种不谋求任何占有与回报的彻底的奉献，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哲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事情并未顺着我的意愿发展，就在他们交往的这段美妙的小夜曲中，却出现许多刺耳的杂音。
当知识青年响应毛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特别是女青年，遭遇到的却是太多的不幸与无奈。由于她们来自大城市，正值青春妙龄，长得如花似玉，一些农村青年便因之垂涎三尺。多数情况下，她们又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等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再软泡硬磨，不由得你不乖乖就范。一旦她们下嫁农村，便从此断了归路，她们的户口就会一辈子在此落户，再也无法迁回原籍。
缸窑公社的团办主任耿某原是这个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妻子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但耿某生性喜欢拈花惹草，经常绯闻不断，他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队长时，就有好几个女青年惨遭毒手，但她们只能隐忍，敢怒而不敢言。耿某对方若伶特别青眼相看，对她处处照顾，有时还会动手动脚。不知怎的，被加油添醋的传闻传到了耿某妻子的耳朵里，她火冒三丈，怒气冲冲来到公社，指着方若伶的鼻子大骂她是“狐狸精”，方若伶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凌辱，气得她嚎啕大哭，整整三天粒米未进。
不到一年时间，与她同时从上海来缸窑插队的两个女青年都已先后嫁了人，搬出了宿舍，16平方米的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致使风险越来越大，她不得不处处提防，还特意买了一把剪刀放在床头以备不测。一天夜里，她主动把朱明伦约到柳树湾，二人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窃窃私语。方若伶倚在朱明伦的胸前低声说：“伦哥，我还是处女，我给你吧！”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明伦有点不知所措，他定了定神，这才吞吞吐吐地说：“不，你是天使，我不能玷污你，我的理智要我守住你的最后一道防线……”方若伶悻悻地离开，临行时丢下一句话：“伦哥，你真傻！”尽管她时时戒备，但不幸还是降临到她的头上，这次，她无法回避了。
写日记是朱明伦长期养成的习惯，除了记录思绪，评说时政，也摘录一些中西方的名人警句。一天，他们正在小屋里讨论高尔基，恰好朱明伦的本子里抄录了高尔基早期的几首诗，便拿出来给她看。这时有人来找朱明伦，要他马上去一趟队部，朱出门后，方若伶独自一人翻看着小本子，越看越喜欢。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渐暗，还不见朱明伦回来，她便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怀揣着小本子离开了小屋。
谁知祸起萧墙，黑暗中总是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她。
方若伶住在公社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厢房内，吃过晚饭，她一人捧着小本子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公社武装部长的妻子来喊方若伶，说她儿子有一道算术题不会做，请她代为解一下。方若伶把那小本子郑重其事地卷在被子里，然后锁上门出去。等她回到宿舍，却见房间里亮着灯，耿某正在灯下翻看她那心爱的小本子。
“你怎么可以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方若伶怒气冲冲地问。
耿某一脸狡黠的笑容：“我早就怀疑这姓朱的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现在你看，”他举起小本子：“铁证如山！”朱明伦确实记述了“文革”期间他所见到的一些反常现象，也有一些牢骚与不满，如果耿某真要举报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朱明伦很可能会再次入狱被判处徒刑。方若伶想到这一点，不禁柳眉倒竖，脱口而出：“你真卑鄙！”“是吗？”耿某皮笑肉不笑，“你喊呀，喊得响一点，等大家都来了，我就把它公开！”他再次举起小本子。
这一招还真的把方若伶镇住了。她终于放低了声音：“你想怎么样？”“这还用问吗？”他走近方若伶压低了嗓门：“我只要你——一桩最廉价的交易。”方若伶在心底盘算着，在对方绝对占上风的情况下，硬拼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她想得更多的是朱明伦的安全，为了她心爱的人，她愿意牺牲自己。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方若伶在拿回小本子并确认它安全的情况下，她愿意献出贞操。
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也为方若伶的失身而哭泣。
将近午夜，朱明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急忙开门，进来的是浑身湿透的方若伶。她扑倒在朱明伦的身上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朱明伦已猜着几分，他抱起方若伶，一阵阵地吻她，他对她说：“好妹妹，千万别这样，我会永远爱你的。”朱明伦突然发现，他的语言竟是那样的无力，他在此时竟会显得如此笨拙。
“明伦哥，我对不起你……”她的全身在颤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的，我们明天就去登记。”朱明伦终于清醒过来，说出了方若伶期待已久的一句话。但此时方若伶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了两个字：“晚了！”她从怀中取出用一个女人的贞操换来的小本子，双手呈送到朱明伦面前，睁开被泪水与雨水沾湿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朱明伦，“晚了，一切都晚了！”方若伶的目光从朱明伦身上慢慢移开，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当她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张写着“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的纸条时，她尖叫了一声，挣脱朱明伦的手夺门而出，朱明伦赶紧起身追了出去。
一声轰然巨响，水花四激，那一夜，场员队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朱明伦那撕心裂腑的呼喊。
第二天一早，缸窑队所有的场员都停止出工，100多人自发来到水库下水寻找，两个小时之后，方若伶的尸体被打捞上岸，朱明伦抱着她哭得死去活来。
朱明伦在水库边为方若伶建造了一座小坟，墓碑上写着“爱妻方若伶”，并把自己的小本子在墓前焚化。他当着墓碑立下誓言，他将终身不娶，作为对方若伶的报答。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平静。朱明伦知道，耿某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在当前法制被践踏的状况下，莫说没有任何证据，即使有足够的证据，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孽海余波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傍晚，耿某骑着自行车从兰溪县城回家的路上，整个鼻子被人割去。尽管公安部门千方百计捉拿行凶者，却始终未能破案。
这件事流传着好几个版本，据耿某自己的陈述，他是在自行车上被人从背后上套上麻袋，从下而上将他的整个鼻子割去，动作极其利索。等到他忍着剧痛掀去麻袋时，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被吓得说不出话的老太婆，根本就没有看到凶手的影子。另一种版本说是朱明伦干的，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虽然他有复仇的动机，但却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像他这么个文弱书生，又怎能是身高一米八的耿某的对手？最后一种版本，也是绝大多数人肯定的版本，是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所为，无论如何，这都是耿某强奸方若伶所遭到的报应，缸窑场员队包括缸窑村的农民，十之八九为此事拍手称快。
耿某伤愈后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查出有贪污情节，被清洗回家当了农民，从此他多了一个外号：耿塌。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接到朱明伦的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方若伶。
我们在金华车站见面，如今也已经是满头白发。他从一个农科所退休，有高级职称，每月可以拿3千多元的退休工资。但他仍然恪守当年在方若伶坟前立下的的誓言，从1978年回上海后至今没有结婚。
老友重逢，旧地重游，20多年前的酸甜苦辣一夜间注到心头，说不尽的喜怒哀乐，拂不去是莹莹往事，当某一个细节变得朦胧淡化的时候，相互间的补充便立即使这个情节变得鲜活。
来到场员队旧址，眼前的变化真有点令人眼花缭乱，昔日那么熟悉的地方，如今却变得异常陌生，要寻访过去遗落的脚印，真不知有多么艰难。小水库连同方若伶的墓葬早已不复存在，原先的黄土路，如今都变成了水泥路，许多小轿车在这条路上往来穿梭。
来到缸窑村，已经没有人能够认出我们。我向一位老者打听“耿塌”，此人已经在10年前死于一场车祸。被撞得身首分离，极为惨酷。
当晚灯下写成一阕【木兰花慢】：
记当年此地，曾携手，话缠绵。对风雨江堤，撕心裂腑，难复沉冤。浇我千杯闷酒，怕胸中块垒只依然。往昔穷途末路，如今桑海新迁。
刘郎不死又重还，愁压九重天，把万种悲情，两行热泪，来洒君前。料得今宵归去，对孤灯耿耿夜无眠。四十年间旧事，一千万里江山。
1978年8月初稿2008年8月修改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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