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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6年01月20日讯】上周在大陆互联网上讨论最为激烈、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快播受审的事件。
1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快播公司CEO王欣、快播高管吴铭、张克东、牛文举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整个审理过程通过互联网全程直播。
在直播的庭审过程中，王欣及其高管、辩护人“机智”的与公诉人“见招拆招”，以及王欣等人与审判员的“精彩”对话几乎引爆了整个大陆互联网；而庭审过后，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先后刊发文章，直接对快播案件定性，并公开宣称快播辩护人“狡辩”和要求法庭对快播创始人定罪，有未审先判嫌疑。据悉，王欣等人将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这更激发了大陆网民的反弹，许多网民纷纷都站出来的声援快播，并齐呼“技术本身并不可耻”、“做菜刀的又没有杀人”，一时之间，快播到底“有罪还是无罪”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话题，不仅刷爆了微博和微信，也火遍了整个大陆网络。
1．备份视频快播是否有责？
回顾一下快播的发展过程：2007年，王欣在深圳第二次创业，成立了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其后快播公司的发展可谓一飞冲天：截至2012年9月，快播总安装量已超过3亿，而截至这一年的6月，中国大陆网民数量为5.38亿。快播之所以能如此高速的发展，源于其主打产品QVOD播放器巧妙的采用了P2P（Peer to Peer）技术的优势，可以让用户跳开下载整个视频的环节，直接通过QVOD下载组合分段视频来播放，并把启动播放的时间缩短到5-10秒----该播放器因此也被誉为“时间杀手”；用户在安装使用快播后，即使在网络带宽不好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搜索到自己喜爱的网络视频，并点播流畅观看。
快播QVOD播放器使用的P2P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技术，诞生于2001年。传统的网络视频播放，服务商采用的是一种“中心化”的服务。比如从某一个网站上下载一部电影，然后播放，这部电影的所有数据均在这个网站的服务器上，用户以这个服务器为“中心”去下载。如果下载的人非常多，带宽又十分有限的话，那观看视频就会经常被卡住，导致视频观看不了。与此相反，P2P技术采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模式：即将电影视频分成很多段，每段视频都有编号，可以自动组合。一旦用户开始下载，该用户下载过的分段视频，又可以同时提供给其他用户下载，这样每一个用户即是下载者，又是下载服务的提供者。随着下载用户量的增加，用户之间互相共享的数据也会成倍增加，这样就可以使每个用户都可以边下边播，这就是快播使用的主要技术原理。
这种P2P技术并非新技术，2001年后有许多基于P2P技术的软件诞生，如BT，eMule，迅雷等等，都被用户当作下载视频的工具。然而单独依靠P2P下载技术，快播是无法迅速积累超过3亿用户的，因为P2P技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大量用户同时在线下载，如果用户量不够，分段视频的资源不足，下载用户无法找到所需分段视频的提供者，因此仍然需要等待，这样是无法做出5-10秒启动的“杀手级”播放器的。因此王欣等人提供了4个缓存服务器，用来存放分段视频的下载索引，并提供了搜索功能。这样一来，用户在任何时间登录快播，都能找到所有分段视频的下载源，因此能迅速启动播放。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4个缓存服务器，使得快播公司超越了“工具提供者”的范畴。这就好比快播提供了4个房间，先吸引一部分人把“盗版”和“涉黄”的视频光盘带入房间，再吸引更多的其他的人来这些房间观看这些光盘一样，快播尽管没有提供视频内容，但提供了看视频的场所，并让所有人能迅速找到这些场所。而且快播公司在知道这些场所涉及“盗版”和“涉黄”，但为了维持用户高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也没有去制止和管理。这或许另有其因。
2．民众质疑：监管隐私何在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场本来并不应该有悬念的审判，在网络直播的过程中，却成了网民快意恩仇的“海天盛筵”。因为快播庭审涉及到专门的技术知识，公诉人在证据链、技术管理规程等方面的陌生导致屡屡导致低级的错误，不断引起围观直播的网民阵阵讥笑。尤其是双方在激辩过程中，公诉人和审判长在被王欣连续反驳之后，向王欣问的“既然快播无法判断用户点播的是不是淫秽视频，为什么不解码？”、“你们明知自己的技术已经被网民利用，明知已经很难监管，为什么你们还不转型？”这两个问题，更使围观网民一片哗然。
有分析人士认为，公诉人的提问暴露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个人隐私权”这件存在于宪法和诸多法律法规当中的条款，在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的。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么大陆民众今后的每一笔网络购物交易，每一段通过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进行的私密的商业谈话，每一段视频的观看和播放，在不需要法律取证的程序前提下，都是可以被随便获得的。
同理，在一些监管者和执法者看来，如果监管不能做到完善，那么某些技术和商业模式就不应该被发明出来。视频点播无法被监管，那在线加速和点播技术就不该存在。也就是说，大陆监管者和执法者的基本逻辑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首先是要为监管便利服务，而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和体验服务。
正因为如此，大陆网民一边倒的支持和同情快播。
3．真正罪名网络信息传播
此外，从快播被查处的整个过程来看，当局对快播案的重视程度也非比寻常：快播在2014年5月因侵犯版权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2.6亿元天价罚款，被迫关停公司，CEO王欣出走海外；大陆公安部于2014年8月前往境外将王欣抓捕归案；2016年1月8日公开庭审，并网络直播；随后1月9日人民日报发文：《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新华社也当天发文《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对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分别对快播案进行定性和定罪，紧接着，代表互联网管理最权威部门的国家网信办新闻发言人姜军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对快播涉黄案进行依法查处。至此，快播案基本明确罪名成立，只等着法院最后宣判；据悉王欣等高管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分析人士认为，快播案之所以被北京当局如此重视，不仅要将快播公司罚款关闭，还对快播高管处以10年以上的刑期，是因为快播案触及到了当局的另一“雷区”---互联网信息传播。试想一下，如果快播提供的快速搜索及快速视频播放的QVOD播放器及缓存服务器，被用于传播国内或国际上的新闻热点事件，同样可以迅速实现“一人上传，全民观看”的效果；更进一步说，如果有用户翻墙下载了大陆禁止播放的媒体视频，如《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新闻解读”、“热点互动”、“九评共产党”等节目视频，上传到快播的平台，国内民众可以迅速通过排名看到并搜索到这些热点视频，而且能快速打开播放。这样一来，大陆当局投入巨资建立的“金盾”防火墙，可能就马上形同虚设了。
因此，从快播案本身来看，创始人王欣试图通过法律的灰色地带，开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但最终难逃“侵权”和“涉黄”的“罪责”；从另一方面看，快播案也同时论证了一个事实：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北京当局希望通过防火墙来限制信息流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