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的几十年计划生育残暴行为，与大饥荒、文革等人祸不相伯仲（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5年12月13日讯】计划生育应全面取缔
一九七○年代我随父母下放西北农村期间，每天上下学路过大队部院内卫生所简陋诊室，队部后院是三年级以下小学校。诊所内窗台上摆放一排同样规格的透明大玻璃瓶，农妇被强制人流后泡在药液中的成形胎儿依大小顺序蜷缩其中，更可鄙的是作为计划生育成果公开展示，让那些不满十岁小学生人人生畏。小诊所泥巴外墙上工整地涂写着红色“计划生育就是好”标语，何等残暴。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被政府美化为“甜蜜的事业”，掩盖其极其残暴面目。对育龄女性的暴力人流、结扎和上环，同时伴随着对超生者的拆房、抢粮和羁押。政府主导的几十年计划生育残暴行为，与大饥荒、文革等人祸不相伯仲。
政府非人道强制推行了三十五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官方炫耀少生了四亿人，为世界人口作出莫大贡献，但被西方以人道和人权原则极力批判，只能是一个自说自话但充满累累血泪的残暴“笑话”。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但依然是计划生育，超生则意味着还会像前三十年被高额罚款、开除公职和婴儿黑户口。再者，高昂的生育成本，让二胎育龄父母望而生畏，其原因就在于政府放弃本应承担的生育福利义务。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优惠并鼓励生育、年轻父母优生优育有本质不同，区别在人口的社会创造力。常识告诉人们，穷国生育水平较高，富国生育水平较低，这是合乎人口规律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是由于生育水平低才发达的，而是因为他们发达后，生育率才自然降低。这说明一国政治清明、尊重人权和经济发达，才是优化人口的根本，并不需要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强制降低生育率，因为发展经济和教育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大陆政府的计划生育逻辑即权力意志体现，宁可社会老龄化，反正大小官员不差养老金、住房、医疗及子女教育特权，甚至全家移民国外。
计划生育掩盖治国无能
中共建政的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人口四点五亿，一九八○年人口九点八亿，开始立法实施计划生育，此前三十年生育权保留在家庭和个人之中。毛时代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全面失败，中共意识到不得不“改革开放”、否则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前三十年失败的制度遗产需要有人买单，也需要替罪羊，否则权力正统性和暴政合法性将无以立足。于是，官方首先将独裁者毛泽东前三十年统治的惨绝政治失误，以平反历次政治运动冤假错案、逮捕“四人帮”而转换为政治正确；其次，将前三十年因频繁发动政治运动、轻视建设经济而直接导致国家贫困的罪过，怪罪于人口增长。普通中国人最终成为共产制度罪孽的买单者和替罪羊。但是，极权在本质上与民为敌，将人工具化绑架是其本能，于是改换面目、新的一轮对人权剥夺的计划生育政策粉墨登场。
国家贫穷病因不在人口增长，而是制度路径、治国方略从根本上选择错误，没有通过发展经济来发挥人口优势，反而极大地束缚人的创造力。同样，计划生育践踏人性、侵犯人权、剥夺人存在最底线的生命权、生存权，更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前三十年积攒的人口红利，因错误的三十五年独生子女政策而消耗殆尽，人口危机等社会问题将接踵而至。在一个正常国家，人口多从来都非国家最大包袱，反而人口少会引发危机。中国大陆人口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始终与政治息息相关，而不关乎自然生育规律，这点非常重要。一九五○年代马寅初在其专著《新人口论》中，预见性地倡导家庭两孩的计划生育，并未主张强制推行一孩化，但他没料到的则是三十年后官方强制推行一孩化。由此可见权力政治对科学的肆意篡改和践踏。
既然人口问题在大陆是政治问题，那就必须从政治上寻找病根何在。中共建政后按照苏联共产模式改造中国，“人民公社”大锅饭违背农业规律，粮食产量并未提高；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经济效率不高，民用品极度短缺；民间经济被消灭，自由买卖被取缔，其结果是人的创造力完全被限制和剥夺。专制独裁政治剥夺人权，成为一切灾祸根源。
政府侵入家庭意味着灾难
人口不管出于繁衍本能，还是爱的结晶，都应遵循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强调人口问题调节阀在家庭，也即家庭依据经济水准、优生优育和父母权益原则，做出生育数量的自我要求。中国大陆六十多年来生育峰差的变化，并非依据国家经济水平，而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可见在中国大陆，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制度问题，所谓经济理由只是一个弥天大谎——掩盖治国无能、重政治轻经济的事实。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近邻前苏联、朝鲜和越南，都不曾实施反人性、反人类的计划生育政策。当下放开二胎生育，也不意味着能够解决现实的人口严重老龄化社会问题；依然保留的二胎计划生育国策，反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早几年即肇始的“民工荒”，是对计划生育政策恶制度遗产最明显的报应。
六十多年来生育政策变化起伏，从来都是政府运用严酷的政治行政手段控制人的自由的方式之一，只不过通过生育规限加以实现，并非出自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党国一体的制度性危害，始终被深深掩盖。现在中国大陆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即使出自对已经来临的老年社会的恐惧而开放，但依然沿用计划生育国策。唯一的解释是权力对人的生育自由因不能提供生存机会而产生的恐惧。
“养儿防老”在传统意义上是男权意识作怪，并非儿子比女儿更为孝顺；传宗接代观念，一方面因为教育水准普遍提高，逐渐变得淡薄；另一方面完全被独生子女政策彻底颠覆。全球多数国家养老问题，从来都是政府职责和义务，但中国政府推卸和逃避养老义务，将政府养老推卸给家庭和子女，高税收而不尽责。台湾GDP不及深圳一座城市，但是全台六十岁以上居民，不分城乡、职业和性别，平等纳入政府养老范围。反观大陆，唯有政府公职人员，才享有能够维持中上生活水准的养老资格，更多农村老人和非公职人员，只有不够维持最低生存的养老金。中国大陆养老制度从来都是非常不公正的等级制度。
近期大陆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政府依然是“计划生育”裁决者和执行者。但是，国内很少有人意识到人口问题其实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关乎人性和家庭权益，而计划生育政策实则是对人权的剥夺。人口众多从来都非国贫的经济问题。计划生育掩盖治国无能，人口众多成为经济凋敝的替罪羊——人口优势应从技术创新、资源开发等加以消化，而非因制度弊端来托辞就业难。人们忽视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人祸政治运动，才是远比计划生育政策更为恐怖的人口灭绝。计划生育涵盖的独生子女、二孩化政策，均是对家庭和个人权利的挤压与剥夺。生育权应全面回归家庭，政府无权干涉，唯有提供基本生育福利义务；社会老龄化严重，政府应承担平等养老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