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卷三十五记载，“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征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
其大意是讲，国家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是由于遵循了符合道义的治国之道；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不行仁义之道。因此，得到国家长存之道，虽然是小国也可以发展壮大；有灭亡的迹象，虽然是强盛的大国也必定会失败。国家要灭亡，即使是强大也不足以依靠；治国之道得以实行，即使小国也不可以轻视。所以国家长存的原因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国家弱小；国家灭亡的原因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国家强大。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上著名的暴政失道亡国的例子莫过于强秦传至二世而亡和盛隋历二世而灭了。
暴政虐民 秦至二世而亡
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残酷的迫害百姓。胡亥首先杀害了蒙恬、蒙毅兄弟。蒙家世代将才辈出，为秦王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胡亥决定先拿他们开刀。然后又以此为由头，让赵高承办此案，以致株连无数，赵高也趁机安插亲信，培养自己的势力。最惨的是胡亥的兄弟姐妹，12个兄弟被砍头，6个兄弟和10个姐妹被碾死，剩下的也逼得自尽。朝中大臣、皇子杀的差不多了，又杀了大批地方官吏，连扶持他上位的李斯也未能幸免，李斯揭发赵高有野心，却被赵高反咬一口，胡亥只听赵高的，最终赵高网织了李斯的罪名，胡亥登基第二年，李斯被处以斩腰之刑，最后被剁成肉酱，并满门抄斩。
秦二世继续大量征发全国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调发五万士卒来京城咸阳守卫，同时让各地向咸阳供给粮草，而且禁止运粮草的人在路上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必须自己带粮食。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
胡亥的荒淫无道，引发民怨，各地爆发起义，秦朝很快土崩瓦解。公元前207年，胡亥被赵高的心腹阎乐逼迫自杀于望夷宫，时年二十四岁，皇帝也仅仅当了3年，秦王朝也最终灭亡。
这样一个显赫的王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秦朝的二世皇帝被杀死和秦朝的最终的灭亡，仅仅只有十四年的时间。
司马相如道：“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宗庙灭绝。”
苛政失道 隋历二世而灭
隋朝（581—618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朝代。二世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恃才自傲，荒废政事，断送了隋王朝。炀帝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4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杨广被叛军缢杀。隋朝历38年，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后世的李密评价隋炀帝：“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仁政治国，得道兴邦，开创清明盛世。历史上有名的推行仁政、安邦定国的例子，比如唐太宗施仁政，开创天朝盛世，以及宋仁宗仁政宽容，名垂青史。
唐太宗施仁政开创天朝盛世
唐太宗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唐太宗时期推行仁政，各民族融洽相处，他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这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太宗(网络图片)
唐太宗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
太宗在位的时候，突厥经常进犯唐朝边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进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太宗对左右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于割下自己的肉填饱肚子，吃饱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国家也灭亡了。所以，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我常常这样想，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唐太宗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唐太宗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唐太宗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盛世天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难以逾越的一个鼎盛时期，为后世历代颂扬。
后世司马光盛赞唐太宗，“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宋仁宗仁政宽容名垂青史
宋仁宗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42年。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宋仁宗(网络图片)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这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宋仁宗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仁宗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宋仁宗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时刻，基本都是在仁宗在位时期。这一切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在宋代有太多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乾隆皇帝曾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结语
秦朝和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朝代，然而，如此强盛的国家都只历经短短二代而亡，确实让人感叹，背离仁义道德、倒行逆施、残酷迫害老百姓，其结果也就是自掘坟墓，它们的灭亡衰败是必然的。反观唐太宗和宋仁宗的仁政，广施恩泽、注重道义、顺应天理、体恤百姓，开创了鼎盛的天朝盛世，至今华夏子孙以此为荣耀，他们的丰功伟绩也世代称颂。得道兴邦、失道亡国，不只是抽象的理论，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个史实印证着其正确性，行仁义、重德行，国家才能长久兴旺，反之，背离天意，走向灭亡是一定的。
文献参考及出处：
1.《群书治要》
2.《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