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像。（网络图片）
“封建迷信”一词，对于现代的中国人，尤其年在而立之上者，应该是印象深刻的。
在中国现代的文化体系中，举凡与超常现象有关联者——无论对神仙佛道的信仰，还是轮回报应等现象，甚或传统的道德标准——都被以批判贬斥或挖苦嘲笑的口吻，冠以“封建迷信”的帽子，并通过政府紧密掌控的教育体系，及包括报刊广播、影视作品在内的传媒工具，将这种印象灌输到国人的头脑中，使人不知不觉中，把“封建迷信”等同于愚昧无知、妖魔鬼怪。然而，“封建迷信”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何为“封建”？
“封建”一词，于史书之中，最早见于《左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所谓“封建”者，乃“封邦建国”一词的简称，即天子把自已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由诸侯在天子这个“天下共主”的德泽之下，建立自己的封国和军队，而诸侯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再将其直属范围之外的领地分封给卿大夫，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封建统一。
因而，在中华五千文明史中，只有夏、商、周三代，才是真正的“封建”。自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后世虽曾偶有短期或局部的封邦建国，但已无法与三代时之情形同日而语。简而言之，自秦而下两千余年，中国与“封建”几乎再无关联。
“封建”的误用
至近代，自中国传入的“封建”一词，被日本人用以翻译“feudal”等词汇，其实这个用法并不准确。
“feudal”一词原指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制度，表面看来，欧洲的领主、封臣和采邑，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相似，实则不然。如前所述，中国三代时的封建制度，乃是自上而下的；而欧洲的领主制（“feudal”），则是自下而上的——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没有了统一的政权，于是一些人结伙投靠不同的小贵族，以求庇护，小贵族又依样投靠不同的大贵族，以此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格局。
然而，“封建”一词，在经历了这样的误会之后，竟被民国初年某些反传统文人拿来利用。
“封建”何以被利用？
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列思想之一——陈独秀，把中国近代出现的种种问题统统归咎于所谓“封建”，在陈氏笔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摘自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于是，几乎一切与中华传统相关的因素，都被装进了“封建”这个文化箩筐。陈氏则进一步以“反封建”这个旗号，煽动起一百年前那场实为反传统、反正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马列远东支部的另一干将——蔡和森，则秉承斯大林对当时的中国所谓半封建社会的“胡”言（作者按：以中国传统的看法，斯大林属于胡人，胡人之言，自然是胡言），又剽窃了陈独秀“半殖民地”的说法，制造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怪胎，成为日后中国歪曲史实的文化工具。
而“跻身”“四大恶心”之列的郭沫若，为使中国历史“符合”马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即所有人类社会，都必然经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各国各族，概莫能外。其实这种划分本身就不伦不类，奴隶与非奴隶社会——应以人身依附关系划分的，封建与非封建——本是行政区划制度，是否资本主义——则是以经济模式划分，），上穷碧落下黄泉，绞尽脑汁，拼凑证据，硬把夏、商、周三代划分为“奴隶社会”（作者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奴隶社会”），而把秦代之后与“封建”几乎无关、而广泛实行郡县制行政区划的两千年，称为“封建社会”。
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所言——“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因而，在中国打着“反封建”之类旗号，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并利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行数十年之后，一向推崇“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中国人，在“文革”中竟父子反目、夫妻互斗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迷信”的含义与歪曲
这几十年不遗余力的给国人灌输无神论、唯物论，将宗教信仰、占卜预测等等统统称为“迷信”，并贴上了极其负面的标签。
事实上，所谓“迷信”，顾名思义，即指人对事物盲目的相信。人对任何事物都可能“迷信”，譬如“迷信”科学等。由此而知，“迷信”并非与“科学”对立的词汇，乃与前文提到的“封建”一词类似，不过是其为摧毁中华传统而制造的一个文化箩筐而已。
我们还要被骗多久？
当代文化不仅扭曲了词语的本意，且极力诋毁。“封建迷信”一词的内涵中，多半恰恰是我们本该承继的文化精髓。
中国建政后，西来的文化对华夏的文化入侵，当自上世纪初那场反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始，多少历史的真相从此被扭曲，多少文明的辉煌从此被抹杀……百年之后的今天，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还原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当是驱除变异思想、光复中华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