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在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之时，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龟缩在一角，借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在建政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阴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中共所为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与国民党战死 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交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此时实力大增的中共为了避免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设计了一整套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毛公开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为此，毛提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它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英勇抗日，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将民族的利益抛在脑后。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