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及南水北调导致长江水系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很大恶化
【看中国2015年07月24日讯】一条旧闻引起我深思。那年八十七岁高龄的前中共水电部长钱正英女士（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国大陆西南地区遭受百年大旱，湄公河下游同样遭受大旱的大灾难面前有所“反思”，承认自己有错，说：“我过去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认识到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和环境需要，只研究开发水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忽略提高用水效率与效益。这个错误源头在我。”还说：“中国几十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开发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大于40%，想起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一个超古稀的老女人，中共政权的六朝元老，朝朝代代的“红人”，在副部长、部长任上四十余年，当今“天大的灾难”之时，能反省自我，善意突发，应该算是一件好事。不过，她的两点表示，实在可笑又可悲！
她说：“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没有认识到需要保证河流的生态和环境需求”；又说，在“速度”和“规模”上“犯了错误”，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值”。这就怪了，不是自欺欺人吗。钱部长一贯自认为是中国的水利水电专家，许多“真正的专家”也不得不“臣服”的“老太婆”，算是“闻道在先，业有专攻”吧！？在中共党魁面前说得上话的角色。同时，大家都知道，无论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还是全国水利水电工程规划的论证和实施，她的作用举足轻重，非同小可，是权威性的。据我所知，中国大陆这个行当里的行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都是知道的，也“没有不怕她的”！尤其不能忽视，涉及到全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水利水电规划和开发，中共国务院组织了庞大的水工，水文，泥沙，环保，气象，航运，渔业，防洪，国防等各类专家；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一个部级单位。原主任林一山，六级干部，“水利专家”，可以直接与中共党魁对话的人物）更是专门治理河流，兴建发电站，五、六十年如一日研究，规划实验，施工（如湖北蒲圻陆水枢纽工程预制块实验坝），监理无所不能。
试问钱部长，这些重大的涉及中国大陆民众命运的工程，不是儿戏，怎么能够轻飘飘地犯一个“常识性错误”，一个违背“科学性”错误呢？任何业内人，只要不听命于“党魁的无知专横”，是根本不可能犯也不应该犯这些错误的。十多亿百姓的安危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孰重孰轻，在中国官员心中，其天平总是倒向独裁者。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如果说有的话）臣服于“党的利益”。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所说：“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人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甚至不得不同流合污”。
但是，毕竟老人在见马克思前有所甦醒，不是死硬不化，而是临去见马克思之时，多多少少，勉勉强强也有所醒悟。这使我对这类人的人格特征和道德操守更有了明晰的认识。推而广之，让我看到了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灵蹂躏到了摧残人格的地步。
大约是三十八年前，我因个人的事，到葛洲坝工程局招待所去会见水利电力部一位副部长，正好遇见钱正英女士早锻炼。一副革命干部，马列老太婆的干练打扮，一双“解放鞋”，对襟衣，整洁朴素，让我肃然起敬。副部长把我介绍给她，她对我报以十分自然热情的微笑，停下进行中的太极拳，问了我一些水电大学的情况。因为1978年他曾指示我们学校：“要办成有特色的工程水电学院。”那时，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改革开放正浓。曾派遣中央各部委部长赴欧洲考察。钱正英女士去过欧洲尤其北欧诸国，回国后她曾在“三三零工程局”（葛洲坝集团公司前身）的大礼堂作报告，谈访问观感，一千多人把不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我当时在一所水电工程大学任教，去亲耳听到她赞扬欧洲社会的民主和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不知道好多少倍”。她说：“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还不如北欧国家的一个普通工人，他们有洋房，有汽车，生活十分优裕，我还没有呢？”“他们怎么会革命呢？”当时，我是挺佩服她的。
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一个世纪与中共打交道中，累累败阵下来，累积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渐随着中共的脉搏和脸色而变化自己，化妆打扮自己。如川剧变脸。时而逢迎，时而赞扬，时而吹捧，又时而检讨跪求；对中共的“意见”嘛，充其量是小骂大帮忙，还要点胆量才敢。完全没有章伯钧，罗隆其，储安平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傲骨，更没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胆识和勇气。都成了“花瓶”中的“插花”。招降纳叛了的风头人物都被中共收买和划归到各级“政协”之中，“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成了“多党协商”的标志。一些老点的知识分子，历次政治运动受过不少批判，打击，现在落实政策被“重用了”，补了一曡曡钞票，其“待遇”正是他们个人追求的理想中的一部分。将如同当年“分浮财”的土匪，地痞流氓的后代——所谓“官二代”，现货，现钱，现利现得。“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享福”。看看八个“花瓶党”及其后代就知道，“他们革命成功了，目的达到了”。再看看为了“得而不失”土八路的后代都成了真真假假的硕士，博士，董事长，总经理，“常委”，部长等。政权，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家产千万，亿万，在外国的存款，豪宅无数。他们还会说人话，办人事吗？
康德说过：知识分子是“自觉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们”。哈维尔说得更明白：“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使人不安，作为世界之痛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权利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切知识分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在共产党统治下像钱正英女士这样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不是土八路，也不是工农分子，我想，无论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先生在任时曾作过何等“斗争”。他断断不可能说些90多高龄，退出政坛若干年后才敞开心扉讲的心里话。据说李瑞环，朱镕基等退下来后都曾慷慨激昂发表过不少“越轨”“越雷池”的言论，听起来并非大快人心。我的大学校长，在任时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但不走样，左的出奇，创造性很强的，一退休立即变成了“三年早知道”，甚至有了“批评”领袖的胆量，清华大学那位前校长，讲起中国不可能产生世界级大学的一番言论，慷慨激昂，何以在位时不敢讲！？百姓常说：一恨官员，二恨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历史“钱正英女士现象”大有人在，今后还会不断涌现。于中国以及中国当权者由权贵利益集团为中国百姓服务已毫无意义了！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坚持真理而杀身成仁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人格特质和道德勇气，恐怕在共产党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了！？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教授1941年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对欧洲近代科学精神总结的三点特质：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我敢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三点精神”已死。从客观上说，是共产党太邪恶，太狠毒，太残酷，知识分子的胆整破了，整得你名誉扫地，整的你家破人亡，整的你毫无生存权和条件（断工资，断户口，断口粮等等），让你精神崩溃，让你自己就认为自己是“坏蛋”，是“敌人”，没了尊严。从主观上讲，知识分子确实变了，随共产党的统治花样儿变化，典型的是患了“人格分裂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睁着眼瞎说瞎话症”，这也是中共希望的。
其实钱正英女士说什么“错误源头在我”不是心里话，是瞎话，要去见马克思了，还不敢说“错误源头在党”，在那个干喊“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殊，神女应无恙”的党魁，魔头。他们不信神，不敬天，胆敢“截断巫山云雨”，切断中国龙的脊背，只是为了个人“政绩”，流芳百世！说谎言维护的又是什么呢？“心中又忌恨又害怕的党”。尤其是官僚知识分子，说谎是他们的工作，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应付官场恶斗的需要。一句话，他们需要谎言开路，需要谎言保驾，需要谎言掩盖自己的无能，需要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留后路。谎言的伤害者是人民，民族，国家的利益所在，生存所在，说谎者不在乎，就不是一般的说谎者，是恶人，是罪人了。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党政中“知识精英”之悲哀，当今中华民族之悲哀！
钱女士所以承认犯了“两个错误”，人之将老，其言也善。可是，中共的官员，承认错误又何妨？！多好听，“交学费”了？民主国家，这么大的“失误”，“错误”算作学费吗？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执政党，政府要下台谢罪，相关责任人要受到惩罚，严惩的。中共六十多年，千古人祸害死8000万百姓，要惩罚吧！钱女士有错，也有罪，但一个肩膀顶不了中共犯下的天大的罪。若良心未泯，干旱和洪水死难的冤魂不散，你就应该马上投案自首，你就应该彻底揭发“党”在中国几十年来在水利水电建设中（包括三峡大坝）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任凭法律制裁。无情的历史容不了谎言！也容不了羞羞答答的认错，不能让中共溜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