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鸣冤（网络图片）
敢于直接给皇帝写信的姑娘
所谓直诉就是古代直接向皇帝或中央相关部门申诉的一种司法制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告御状”。
据《史记》卷10《孝文本纪》和卷105《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在汉初的齐国临淄，有一个叫淳于意的人。他自幼喜好医学，曾得到当时的名医公乘阳庆的亲传。淳于意长大成家后，在齐国做了一个叫太仓令的官。所谓太仓令，就是当地粮库的管理员。淳于意当然对这个工作不甚满意，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能辞掉这份工作，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好在他还有一双神医妙手，于是他便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为人们看病，精湛的医术使淳于意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
然而，由于一次误诊，淳于意被人告了一状。地方官府给他判了“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只生了五个女儿。在临行之时，他指着自己的女儿们骂道：“可惜我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关键时刻，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女儿们听罢都落下了委屈的眼泪。其中，最小的女儿名叫缇萦，她为了救父亲，也为了证明自己巾帼不让须眉，缇萦毅然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
来到长安后，父亲被打入了天牢，年幼的缇萦情急之中竟然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那就是直接给皇帝写信。她在信中详细讲了父亲入狱的来龙去脉，并写道：“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他就不能复生了；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了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恢复原状。他们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了。为了救父，我愿做一名官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霎时被这个小女孩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了一道诏书，既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罚，又下令废除了肉刑。
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在钦佩缇萦的孝行和文帝的从善如流之举的同时，也对汉代的这种较为宽松的直诉制度大为赞许。一个普通的百姓来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而且这封信还会毫无悬念地交到皇帝的手中。这种民情上达机制，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先进的。
缇萦为了救父，采取的是给皇帝上书的形式，其实在中国古代，民情上达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据传说记载，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同时还出现了“诣阙上书”、“邀车驾”等形式。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唐代武则天时还设立了匦使院，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
击鼓鸣冤确实有效
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有两个朝代同是萧氏所建，一个是萧道成建立的齐，另一个是萧衍建立的梁，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两个朝代称为萧齐和萧梁。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取代萧齐当了皇帝，建立了梁朝，改元天监，萧衍就是梁武帝，南朝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就在梁武帝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京城建康发生了一件孝子击鼓救父的直诉事件。
据《梁书》卷47《孝行传》记载，这个孝子名叫吉翂，从小便很懂事，尤其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吉翂11岁那年，母亲便撒手人寰了。母亲的去世给年幼的吉翂造成了极大的伤痛。他终日水米不进，整个人骨瘦如柴，俨然一副死人模样。在中国古代，这种孝亲行为被称为“灭性”，是受到时人推崇的一种变态的孝行。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然而在当时，吉翂却得到了亲戚邻里的一致赞赏，孝子吉翂的名声逐渐远播。
母亲已然去世，吉翂只得和父亲弟弟们一起继续生活。梁武帝刚刚即位的天监初年，吉翂的父亲做了吴兴原乡县令。父亲的官俸虽然微薄，却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吉翂在经历了丧母之痛后，逐渐成长起来，和父亲一道经营着这个温暖的小家。然而，父子们的太平生活很快便遭到了毁灭。由于父亲为官正直，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便罗织罪名，将吉翂的父亲推向了死亡的边缘。由于父亲犯了大罪，便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候审。当时，吉翂已成长为一个15岁的少年，面对着渐渐远去的父亲的囚车，他决定赴京救父。
此时的京师建康，热闹繁华。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不时会听到一个孩子悲惨的哭泣声。这个孩子就是上京救父的吉翂。吉翂每到一处，便向官员打扮的人哭诉冤情，这一情景令路人无不动容。然而，事态却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吉翂的父亲虽然是清白的，但由于他无法忍受无辜遭审的折磨，便招认了自己的“罪状”，朝廷很快给他定了死刑。吉翂听闻噩耗，差点昏死过去。待清醒过来后，他鼓足勇气敲响了登闻鼓。
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开始正式设置，一直沿用至清代。登闻鼓是古代民情上达的一种重要渠道，自从有了登闻鼓，“击鼓鸣冤”便成为百姓直诉的一种重要形式。
吉翂敲响登闻鼓，申诉其父的冤枉，并恳请朝廷允许自己代替父亲受刑。阵阵鼓声果然惊动了梁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对这个少年的举动十分惊叹，认为吉翂请死赎父，义诚可嘉，但又怀疑一个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于是，梁武帝下令廷尉卿蔡法度彻查此事。蔡法度认为小孩子就怕吓唬，于是他命人在廷尉大堂上摆满了各种刑具，还让所有下属官员参加审讯，欲逼吉翂就范。审讯过程中，蔡法度对吉翂声色俱厉，一定要让他供出幕后指使之人。面对压人的气势，吉翂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表达了坚决替父而死的决心。吉翂真切的孝行，感动了蔡法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蔡法度见状不再逼问，他见吉翂身披大人用的沉重枷锁，心有不忍，便打算命人为其更换一副轻巧的刑具。吉翂立即拒绝了蔡法度的美意，说道：“我今天求代父死，已是死罪之囚，刑具只能增加，怎能减少呢？”蔡法度将吉翂的言行向梁武帝作了汇报，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亲。
在“告御状”前
吉翂击鼓鸣冤，最终挽救了自己的父亲。由此可见，古代的击鼓鸣冤在某些场合果然十分奏效。中国古代之所以要在正常诉讼程序外另设直诉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冤案，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同时也是中央朝廷和皇帝了解民情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那么，是否就是说百姓如果有了冤屈，只要通过直诉便可轻易解决问题？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究竟有无限制呢？
古代打官司一般遵循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上告制度，如果越级上告，则为非法行为。只有在各级司法部门均不受理的情况下，才能够诉诸直诉。而且，直诉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的刑事案件，像打架、离婚、田产纷纷这样的民事案件就不必麻烦皇帝了。
同时，告御状的也不会人人都那么顺利。我们先来看两则故事。《后汉书》卷58《虞诩传》记载，东汉顺帝时，宁阳县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千辛万苦来到京城告御状。不走运的是，这位主簿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致使这桩案子一搁就是六七年。悲愤交加的主簿无奈上书给顺帝道：“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顺帝大怒，尚书们根据顺帝之意，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连忙阻止道：“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啊。”听罢虞诩的话，顺帝的气渐渐地消了，很快便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虞诩随即对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呢？”在场的人听罢，各个顿时羞愧难当。可见，并不是所有告御状的人都会一帆风顺，有时竟然还会有性命之忧。若不是有虞诩这个明白人在旁边，这位主簿大人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宋人吕本中在《紫微诗话》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北宋哲宗时，向太后为了给自家建造功德寺，强行霸占了数百家民田。无家可归的百姓们被迫告了御状，状告外戚侵占民间土地。这些百姓比上述那位主簿要幸运得多，状纸很快便到了哲宗手中。哲宗立即下令开封府的官员核查此事。当时的府尹王震、户部尚书蔡京等人由于惧怕太后势力，便认定这些土地为官家土地，太后使用这些土地是合法行为。百姓们见申诉无果，只得再次告御状。这一次还是比较顺利，哲宗再次下令相关人等彻查此事，为了防止徇私行为，这次哲宗将查案的任务下达到了开封县。在县级，具体负责办案的官员是县尉，此时任开封尉的是范正平。范正平是范仲淹的孙子，为人刚正，不畏权贵。他经过查验，发现被太后家强占的土地确为民间土地。哲宗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下诏将寺院改在城外修建，同时，王震、蔡京等人由于查案疏失，均被处以一定的罚金。
从以上两则故事可以看出，直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接受诉状的部门是否真正把相关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民情上达到皇帝及相关部门。宁阳县主簿之所以上奏百次均无人问津，问题就出在了信访部门的失职上面；二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皇帝及各级相关官员对民情的重视程度。前述缇萦上书救父、吉翂击鼓救父以及百姓向哲宗告御状的成功，均源自汉文帝、梁武帝、宋哲宗及开封尉范正平对民情民意的尊重，从而采取了有利于上诉者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