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与站队文化相对应的是炮灰文化。站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在交锋激烈的时候，不论一个人是否想站队，都必须站队。而一旦站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而且，由于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争夺是持续的，因此人们必须持续站队。比如，在站队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正确和错误的几率各是50%，看上去自己还有机会。但是，当持续站队发生时，比如经历4次站队，正确的几率就变成4个0.5相乘，也就是0.0625或者说6.25%的正确几率，连九死一生的概率都不到。更重要的是，在站队的时候，人们经常倾向于压大概率的事件，也就是站强者一边；但实情是，当强者和弱者斗争的时候，往往是弱者胜出。所以，大多数人都错误站队，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正确站队，这样更大幅降低人们的正确几率。比如，正确站队的几率如果变成0.3，那4次站队后的生存几率变成0.0081，也就是连1%的正确几率都不到。
1919年时，有几个人听说过共产主义这个词？谁会想到30年后，共产主义能够占领中国？谁能想到当时北大一个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在30年后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没有预见到“大救星”出现、并且站错队的中国绝大多数有一定知识的人民，结果大部分都被杀掉。他们被杀掉的方式多样，大多数人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为什么死的。比如，早期成建制投靠红军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数在“肃反”的时候，直接被红军直接杀掉，然后红军的领导者重新将士兵编到自己的队伍中，成为自己的部队。有的则被借刀杀人而死掉、或者为了掩护中共核心部队而打仗当炮灰。不论炮灰以什么方式死掉，结果都是在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情况下，突然之间稀里糊涂做了牺牲品。当然，炮灰并不是仅仅指失败一方的人，很多时候胜利者会在斗争过程中抛出自己人做牺牲品，让这些人成为派系之间妥协的炮灰。所以，一个人必须有思想才能正确站队，而站队文化又禁止个人有思想，形成思想与现实的矛盾；另外，错误站队的结果是当炮灰，但是正确站队也有可能当炮灰，形成目的和结果的矛盾。这种在持续站队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当炮灰的情况，我称之为炮灰文化。而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扩张的基本动力。
关键问题在于失去自由，也就意味着死亡。不论站队文化还是炮灰文化，都是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由，进入死亡之路。人们总喜欢将一些概念词汇神化，显得高不可攀，尤其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概念。其实，这些概念都很简单。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自由就是个人的选择权。比如，对于一个事情，我喜欢的时候可以接近，不喜欢的时候可以离开，这种选择权就属于“自由”的范畴。而加入共产党则不是这样：当人们加入党的时候，是自由的行为；但是加入之后，就不能离开，任由党处置，也就是人们必须随时在威逼的情况下生存。如果一个人想离开，就会被说成叛党，逃跑的时候被抓住了，会被处决。有的人即使逃跑成功，可能也因为了解一些党的秘密，因此随时需要躲藏，防止被党暗杀掉。这种只能进、不能出的情况，就像吸毒或者死亡。大多数人在开始吸毒的时候，总是被旁边的人说，吸毒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吸毒上瘾后，才知道毒瘾的可怕。其可怕在于，吸毒上瘾后，想再离开毒品很难。尤其是吸食海洛因，很少有人戒毒成功。死亡更是100%没有选择，人们可以选择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没有人能选择再活回来。所以，自由的根本敌人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完全失去选择权。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归根结底，认识真理的意义在意，一是避开死亡陷阱，二是让人有了战胜死亡的依靠。在《圣经》里，蛇引诱人犯罪，将人引到死亡的道路上：“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人吃善恶果的结果是，必然要死亡。这时候，人再后悔也没用了，因为善恶果已经吃了，时间无法倒退，人从此成为死亡的奴隶。每个人都得死，而且时常处于恐惧之中。人们加入共产党，大多数没有退出的自由，在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的威逼之下走向死亡。
威逼之前是利诱，让人们入套。如果人们不吸毒，毒瘾就不会对人们形成威逼的效果；而想让人们吸毒，就必须让人们觉得吸毒好，同时隐藏吸毒的危害。同样道理，共产主义作为高级传销，也必须将自己装扮的非常好。从实际情况上，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只能做、不能说。因为，如果人们都知道了真实情况，知道共产主义内部必须站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当炮灰，很少会有人参加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一方面必须通过美好的理想来诱导人，另一方面还得消灭说真话的人，以防止真实情况被人们知道。在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当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是皇帝，讨论皇帝是否穿着衣服。如果共产主义碰到这种新衣的情况，很容易被真话揭穿。这时候，共产主义怎么办？那就是转移注意力：一方面，共产主义会强调美好的理想，让人们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为未来无限美好理想进行的暂时牺牲；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说出共产主义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党不是讨论共产主义是否穿着新衣，而是反过头来质疑说真话的人，强调说真话人试图诋毁共产主义的险恶动机。然后，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挑起论战，讨论说真话人的问题，也就会忘了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新衣。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到当时他的见闻：“何笃才原是一军团干部，对一军团和毛有深刻认识。由于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就不受重用，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他曾对我说过，毛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论政治主张，毛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韵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权力。结果，干坏了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何笃才就像是看到“皇帝新装”的小孩子，看到毛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结果是，毛在肃反的时候，最初放过他，可能要表现自己大度，然后再找机会将他杀掉。
站队文化和炮灰文化从毛的嫡系被捕杀开始显著表现出来。三湾改编后，毛积极吸收地方力量，尤其是土匪武装。其中，袁文才和王佐作为地方土匪武装，主动接受毛的领导，被毛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变成红4军第11师第32团）”，毛因此占据了井冈山。而龙超清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也为袁文才与毛进行牵线搭桥。何长工曾经按照毛的安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将王佐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拉入共党组织。开始毛进入袁文才的地盘茅坪，后来再进入王佐的地盘茨坪，让毛在井冈山能够立足、生存下来。这两个人既是毛的救命恩人，也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听从毛的指挥，因此成为毛最为心腹的军事嫡系。在中共六大的决议从莫斯科传到井冈山后，毛在宣读文件的过程中，以天气太冷为理由休会。会后，毛和其他党员开会，专门讨论《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决议案》中说：“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在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原住民）”和“客籍（后来搬迁过去的居民）”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中央的态度又将王怀和龙超清等“革命派”与袁文才和王佐等土匪出身的人进行分界。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让调解无效的毛头疼不已。在党员的秘密会议上，毛念了这段话，让党员们发言。王怀和龙超清从《决议案》看到机会，首先发言要求按照政策内容消灭袁文才和王佐。而陈毅和朱德则明确反对，让毛长舒了一口气，把这个事情搁置。后来，朱昌偕、王怀和龙超清认为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设下圈套，将宛希先（第1团第1营党代表）、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队伍的主要骨干消灭，袁、王两股部队消失。毛听到消息后震怒，自己精心培养的嫡系2团整体被消灭，宛希先也被杀掉。由于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的大户，因此导致毛的井冈山根据地丧失。
失去根据地，让毛的立场急剧改变。从根本上，毛本人无所谓左倾或者右倾，只要对毛的个人利益有好处，就是正确路线。本来，毛为了保住袁文才和王佐这样土匪出身的嫡系，不惜顶住中央命令的压力，也就是曾经被中央批判的右倾；而嫡系被消灭之后，毛又变成左倾。因为，当自己的嫡系被消灭、并失去根据地之后，毛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尤其在1931年，曾士峨（三湾改编时1团特务连连长、营级）以红四军11师师长的身份组织敢死队，而且亲自带队冲锋而阵亡。因为曾士峨的死，毛对林彪大发雷霆。对于毛来说，曾士峨之死不仅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心腹的思维，更是毛失去所有能打仗的直接嫡系。至此，毛在三湾改编后，可以依赖的军事嫡系基本消亡，实际上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权。毛的下级嫡系，比如张宗逊（黄埔五期）为连级军官、杨得志为当时11师师部炮兵连连长（由特务连改名），陈士榘和陈伯钧（黄埔六期）当时为排长，黄永胜（毛给改名）当时任班长，后来在1955年授衔为上将。在这些毛的嫡系军官中，没有一个元帅或者大将，反映出毛在军队中的弱势。在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根据地、还没有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毛就像是共产党内的流民。所以，毛只有利用自己的长项，也就是通过政治手段重新站稳脚跟。这时候，中共中央的左倾屠杀命令，以及毛在军队里的地位，成为毛的主要支持。毛开始大规模铲除异己，以达到重新站稳脚跟的目的。在毛有军队、有根据地的时候，做事还相当稳重，遇到重大事件还与朱德等军队领导、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商量沟通。但是，当毛的这些资本丧失、成为流民的时候，毛就开始拼死一战，也就是通过打AB团重新建立势力。最初，毛还指派自己的部下李韶九等人执行命令，随着斗争的升级，毛开始赤膊上阵。毛的这个先指使手下、然后赤膊上阵的行为模式，在49年后反复使用，包括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且还想扳倒周恩来。（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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