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图)

革命少爷九死一生

 

郭海长（1916～1992），出身豫北名门，父亲郭仲隗早年加入同盟会，被清廷判处“永远监禁”；辛亥后获释，任中英合办焦作煤矿公司董事长，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主委、安阳、新乡两区专员；抗战时任国民参政员、驻会委员、豫鲁监察使。他对儿子参与中共活动给予有保留的支持，蒋介石在大会上不点名斥责“纵子为匪，不以为耻”。

 

左倾学生：918、129，复旦学运

 

郭海长从小受父亲影响，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学毕业后考上开封初中，独自一人从新乡乘火车赴学，在车上就打了一场抱不平。1931年夏，十五岁的郭海长初中毕业，带着父亲给他的200光洋上北平求学。“九一八”后即参加救亡活动，加入“反帝大同盟”，担任交通，经常贴传单、游行。1934年夏入辅仁附中，1935年转汇文中学，“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民先”汇文分队长、东城区区队长。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书记王心波找他谈话，吸收他入党，由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领导（北方局军委书记），主要任务即向父亲郭仲隗进行统战，为朱瑞搜集豫北军政情报。这一时期，郭海长兼任“民先”豫北总队长，在各县发展“民先”。因日寇进攻，他紧急撤离新乡，与朱瑞失去联系。1939年秋，他考入在豫西山区嵩县的河南大学历史系，由于思想左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亲至河南大学，吸收他重新入党。皖南事变起，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停止活动，他再次失去组织联系。1941年暑假，郭海长被河南大学“劝退”。他赴重庆，转学复旦大学史地系，该系是复旦大学十分“红”的一个系，每十天举行一次座谈会，名曰“十日谈”，郭以复旦当时惟一“一二九”参加者身分，常常是“十日谈”主持人与主要发言人，也是一些院系大规模集会上的一门大炮。为方便活动，他加入国民党，但既不办理入党手续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要一张“护身符”。

 

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号召大后方知青奔赴红区，郭海长毫不犹豫变卖珍藏的于右任字画，替同学筹路费。暑假，他去西安看父亲，住在求精中学宿舍，成了南方局青年组秘密接头地点，专门给去红区的青年办手续。

 

省参议员，在开封办《中国时报》

 

日本投降后，他随父回豫，办了一份《中国时报》，发行量五千份，开封新闻界创纪录。因《中国时报》明显亲共，引起蒋介石震怒，电令河南省府主席刘茂恩：“查《中国时报》立场反动，言论荒谬，应发动群众运动予以制裁。”其实，此时的郭海长已失去组织联系。1946年4月，由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派老同学李铁林来联系，不仅为陷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时报》拎来一箱钞票（刘邓特批），郭海长也再次重新入党。中共冀鲁豫党委城工部长王幼平指示：“郭海长在国民党政坛上爬得越高，就越能发挥较大作用”，他弄来一个省参议会员。如此这般，《中国时报》居然办到1948年6月22日开封易手。同年10月，开封再次易手，中共组建特别市府，郭海长任文教局副局长。

 

“解放”了，郭海长却成了“旧社会”的上层人物，为那些“新社会的当然主人”所不容，而“革命少爷”自己却浑然不知，还以为和老区同志一样，都是“新社会的主人”。新华社开封分社负责人至今开封市委，说老区来的许多同志对郭海长今天仍是“上层人”很有意见，说郭是解放前开封四大少爷之一，现在又当上共产党，共产党原来也是这么一批人。云云。

 

夫妇与父亲：一门三右派

 

肃反时，郭海长就已经“说不清”了，过去所有的优越性全成了可疑点，各种复杂关系越说越复杂，政治历史交代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老实”“企图隐瞒”……烙来烙去，他当然积有不少怨气。反右一起，郭仲隗（蒋介石两次送来飞台机票）、郭海长、郭妻韩公超（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中学校长）。被河南统战部划为“极右”，《河南日报》整版整版猛烈批判。老父虽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但三个大人成了“反革命”，四个幼孙如何长大？很快，老父中风，含冤而逝。

 

郭被遣送农村劳改，大饥饿时靠刨挖地里红薯充饥。他最痛苦的是：自己如此为革命献身，现在却要以“反革命”的身分而献身。他之所以没有自杀，完全是顾及四个孩子不能都丢给妻子一人。

 

文革时。郭海长起初在省政治学校，后突然调至省参事室当研究员。十年动乱，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写外调材料，写过四百多份证明，有部长、将军，多数是他的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来的四百多份材料，经得起时间与道德的检验，可以对历史负责。

 

文革后，终于恢复党籍，得任“民革”省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平反不少冤假错案。但他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充沛的精力，都抛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

 

红湘女投江而死

 

廖意林（女，1915～1968），出身湖南宁乡望族，一家八口，田产百亩。父亲留日，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后做过广东汕头、博罗两县知事、湖南省参议员，参加反袁斗争，后退乡著述。母亲为宁乡妇女职校校长，大革命时由谢觉哉介绍加入中共，宁乡第一任妇女部长。1929年春，廖意林考入长沙含光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免收学费膳费的女子高中师范部。1935年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一二九”后，与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建立“民先”，创办三日刊《湘流》。抗战爆发后，廖意林走进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她与许多伙伴一起赴延。先入安吴堡青训班，再入陕公、马列学院，1938年夏入党。

 

红岩岁月，和丈夫办地下刊物

 

1939年9月，重庆中共南方局从延安调来二十多名青年，其中就有廖意林、苏辛涛。廖意林当即被分配到距离重庆百里以外的合川古圣寺，辅助陶行知办育才学校，任该校地下党支书。抗战胜利后该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学生主要来自战时保育院收容的难童，这些学生不少后来上了华蓥山打游击。廖意林极受全校师生喜爱，昵称“意姐”。1943年，苏辛涛也来育才任教。1946～1947年，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继离渝，他们一时失去组织关系，两人坚持秘密斗争，感情日近，但怕生孩子妨碍工作，一直没敢结婚。此时，江姐下华蓥山找廖意林联系，江姐（竹筠）听了她的汇报后，惊曰：“你哪里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好些党委的联系对象也不比你多。”

 

新市委决定她离开育才，完全转入地下。因单身女性容易引起注意，1947年7月1日，她与苏辛涛结婚，住到苏辛涛任主笔的《新民报》宿舍。此时，钱瑛大姐在上海发出指示，建立新的重庆地下市委，并嘱托新市委与苏辛涛、廖意林夫妇联系。重庆地下市委决定刊行秘密刊物《反攻》，由廖任社长，刊物秘密发行到川东、川北、川南、贵州。九月，索要《反攻》者越来越多，地下市委决定把原先油印的《挺进报》与《反攻》改为市委机关报。

 

1948年3月初，钱瑛调苏廖夫妇赴沪，正准备东下，廖意林因劳累早产。此时，重庆地下市委四名常委除一人外先后被捕，书记刘国定反水，供出苏廖夫妇。四月，他们离渝赴湘。1949年2月初，辗转到达西柏坡。但他们的结婚作为“原则问题”受到批评，说是没经过组织批准，违反组织纪律，他们为此写了检讨。

 

五七之难：夫妇双双划右派

 

1952年，廖意林被任命《新湖南报》副总编，分管农村和群众生活。1953年秋，统购统销征粮过头，农民口粮不够吃，意见很大。她如实向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得到赞赏与鼓励。1954年秋，调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1957年，刚刚下达提升廖意林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任命，突然取消。因为《新湖南报》副总编的苏辛涛划了“极右”，且为“党内右派集团头子”，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生活费19元，连交伙食费都不够。

 

丈夫再三要她办离婚，以减少对她及子女的拖累，她断然拒绝。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劝她不要离婚，等苏摘帽后，周小舟表示愿意介绍他重新入党。这样，能够再为人民工作，孩子也不会打入另册。但日子毕竟难过，她悲痛自吟：“小楼坐听潮头歌，心事如荼如火”。1959年反右倾，连最后欣赏她的周小舟自己也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

 

周惠得势放逐劳改难熬文革

 

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倒台，湖南省委三把手周惠积极反右倾，张狂地说：“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1980年代初，周惠任内蒙第一书记。

 

1959年戴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放逐湘阴屈原农场劳改。此时，她就想一死了之，理由是“对我们来说，生命难道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是顾及必须接济丈夫与孩子尚幼，已经脱鞋下河的她，才上岸穿鞋。1963年后，塞入省新华书店当勤杂工。

 

文革之初，红卫兵中一些人看到新湖南报社将编辑部近一半人打成右派，再看看划右的根据——争论办报方针，认为可能是省里“走资派”制造的一起冤案，表示支持翻案。苏辛涛等人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1967年冬，报社的造反派却开始追捕苏辛涛，想要借批斗“右派集团头子”大造声势，压倒另一派。为逃避追捕，也为了同案同志的嘱托，苏辛涛赴京申诉。苏离开长沙前，妻子廖意林为夫送行，鼓励他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去争取胜利。

 

1967年底，湘云突变，支持翻案的红卫兵失势，定为“反革命大杂烩”，要求翻案的老右们遭批斗。苏辛涛在回湘半途的武汉就被抓捕，定为“右派翻案急先锋”，打得死去活来。

 

造反派残酷批斗，投浏阳河自尽

 

1968年4月14日，长沙夜雨潇潇，廖意林留条子女：“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失踪约半月，有接近湘江的浏阳河边发现一具女尸，衣着与廖意林出走时相同，附近还找到她带走的雨伞，但因面目肿胀模糊难辨，造反派为推卸逼死人的责任，“认定”不是她，不予收尸。随后，河水上涨，尸体漂走。丈夫苏辛涛五个月后才偶然得知爱妻已死。判断她是在浏阳河注入湘江之处投水自尽。

 

她之所以走了绝路，是她认为“阶级异己分子”是进了棺材还得戴着的铁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四月十六日，新华书店造反派准备开她的批斗大会，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将另加“叛徒”“支持爱人翻案”。此前，她看到苏辛涛被打得头破血流、挂牌游街，还有三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夫妇俩成为人民如此“凶恶敌人”，不仅永远丧失为党为人民的工作机会，而且也无权再做子女的父母。

 

其女苏海林，1974年26岁了，没有工作，更不能升学。省干校负责人每年给姐弟插队所在公社党委发函，希望给以照顾，但一政审，事情就完完。

 

文革后，冤案彻底平反。1938年千山万水去“朝圣”的湘女廖意林，欢欣鼓舞迎解放的红岩儿女，听不到了。丈夫苏辛涛亦2002年2月辞世。他们的战友叹曰：“建设民主富强幸福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至今还远远未实现”。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取自其研究延安一代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