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有“菩萨”美名的彭湃，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为穷人打天下，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家庭诚可贵，革命价更高，多少热血青年因彭湃而澎湃，义无返顾地步其后尘。
党文化将彭湃包装成一个无比醒目的革命符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杀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了正义的事业，尽可不择手段，背弃人伦，杀出一个各取所需的世界。
1921年10月，25岁的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1922年冬，彭湃在海丰县龙蛇埔召开农民大会，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铺约全部拿出来，先公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的姓名，然后一张张地当众烧毁。彭湃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与自己的家族公开决裂，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其事迹后被写入大陆小学课本，感动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几代人。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元帅徐向前撰写的《奔向海陆丰》（曾收入全国中学语文统一教材）：“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象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宏亮的声音，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都使我们永怀不忘。”
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1]；彭湃提出要对“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通红”，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2]。
费正清、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在“第六章农民运动”里，专门有一节“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在彭湃的领导下，苏维埃“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苏维埃显然更要残酷：“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
“彭菩萨”原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由于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招人痛恨：成千上万被虐杀的亡魂的后代，借助政治运动开始了对彭氏家族的疯狂复仇。
1966年6月19日，在几个中共海丰县委常委的支持下，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彭湃之子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批斗，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反彭”进入高潮，5000多人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当年的战友及家属展开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儿彭科逃到郊外的将军帽山，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着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害[3]。
好一个“我要报仇”！南都的记者隐讳而又直白地道出了惨案发生的缘由，“反彭”动机至此浮出水面。彭家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可谓痛定思痛。
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对海丰反彭湃事件作了定性：“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官方无疑是在自欺欺人，反正那个年代的事儿，林彪、四人帮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
时至今日，共产革命的偶像一个个进入了黄昏，可是，那些被共产革命怨杀和虐杀的亡灵，以及被坦克碾压、机枪射杀的英魂，还在历史的深处眺望，期盼着昭雪和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注释：
[1]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2]郭德宏《彭湃的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
[3]许黎娜、肖雪龙《提棺验尸十年沉冤终得雪》，《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