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张学良
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八十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可谓是风云人物。前者，从一个“穷棒子”出身，到啸聚山林的土匪，到称霸一方的“东北王”，再入关与直鲁皖诸系军阀合纵连横，逐鹿中原，有问鼎天下之志，其胆识豪气勇悍，非常人所能及！后者，先是宣布东北易帜，后是丢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半生，以百余岁之长寿，引后人千年之感叹……
一．张作霖一死，张学良便滥杀名将自毁长城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
张作霖的江湖本领，张学良不置身其中是学不到的，而且，“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见《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著，2008年，远方出版社）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须知，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呢？
二.日军入侵，张学良多次拒绝抗日失地资敌
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凡是属于上述三种情形者，都是民贼。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三个月，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改变看法，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狮子大开口，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
此其时也，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 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 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以继续“羁縻”！
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况且，“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
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够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以严明军纪国法，可以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也断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九一八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张学良面对自己父亲都极力敬仰的前辈，不敢耍个性，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因为，对于富有实力的张大军阀张少爷来说，他若抗日，谁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谁又指挥得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见《我认识的鬼子兵》、《东条英机全传》等书）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这也说明：只要真敢抗日，无人能够阻止！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何以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们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大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管它什么东北？！他们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张学良幕僚王卓然回忆说：“张的毒瘾很大，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而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给正常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三.西安事变，张学良多方勾结想做西北王
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也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因为，早在1933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加入共产党后，就把张学良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延安给张学良的代号是——“李宜”！那么，张学良加入共产党是为了信仰吗？也不是，张学良因为杀害杨宇霆等名将忠臣，已经大大失去东北军民的人心；又因为拒绝出兵抵抗，在国民政府军政界声名狼藉，为人不齿！再加上他的风流韵事与吸毒恶习，更让人越来越厌恶他。在这种情况下，挟苏俄以自重，成了他的当头大事！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合致信给张学良，开头便称：“李宜同志……”而张学良的回电则是自称“毅”。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1980年代，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上将，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而张学良重获自由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就是共产党呀！”
既然张学良自己都承认曾经是秘密共产党员的“李宜同志”（张学良亲弟弟张学思、秘书宋黎、秘书刘鼎、随从栗又文、东北军信使高福源以及东北军王以哲、常恩多、万毅、刘澜波、康鸿泰等中高级军官也都是中共秘密党员），而杨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并得到延安的批准（杨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军政治处长申伯纯以及西北军坚决主张抓蒋的西安公安局长赵寿山也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杨虎城身边的张文彬居然是毛泽东的秘书，秘书王菊人、米暂沉、宋绮云，世侄王炳南、联系人叶剑英，甚至据说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都是中共党员，十七路军中中共党员众多，是中共号称的“党员最多的军阀部队”），那么，这一场军事政变，除去国共两党的政治恩怨，还有什么抗日的成分？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西安秘密会见了三次，1936年5月，延安提出了一个计划：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然后依靠苏俄，形成“西北割据”。同年9月22日，延安负责统战工作的毛泽东与张学良秘密签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张学良妄想着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先做“西北王”，再进而控制全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早就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广东陈济棠联络，和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联络，意图共同反蒋。最终，与阎锡山达成秘密协议，两广也表示乐见其成。
所以，张学良不仅不想剿灭延安共产党的军事割据，相反，还给延安提供了75万银元、大批武器弹药以及各种情报和方便！而蒋介石要张学良剿共，是以为张学良既然不愿回东北抗日恢复失地，那就戴罪剿共吧，面对延安当时不过两万军队岌岌可危的情势，这无疑是给张学良及东北军立功露脸的机会，可以重新恢复昔日地位荣耀的第一步。可以想见的是，如果那时蒋介石改派张灵甫孙立人陈明仁这样的猛将，延安就大势已去，只能按照一年前出逃中国的预案，向内蒙古撤退，或者向新疆撤退，当然，目的是撤退到中苏边境，得到苏俄的支持，不过，那样是否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恐怕是渺无希望的。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一鼓作气把延安剿灭！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要么就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贯彻总指挥蒋介石的压力，把延安剿灭，要么就反叛，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一个纨绔子弟，没有经过患难，懂什么兄弟情谊师长之恩？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而张学良指派于学忠，在甘肃兰州，杀死几百名国军官兵，于学忠甚至亲自枪毙了两个中央军团长！
四.这哪里是准备逼蒋抗日的做法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而且，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是为了抗日。西安事变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汇报电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苏俄永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国家之一（和过去的日本帝国并列），它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
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保存延安，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国民政府仍然可以抵抗日军，消耗日军，使日军不能北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然而，出乎张、杨以及延安意料的是，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张杨控制下的西安，市民学生几万人大游行反对叛变，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立即下令出兵！而最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到时候德日联军兵临城下，莫斯科只能剩下眼泪！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到：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 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张学良秘书、中共党员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秘书、中共党员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以往中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脚，不兑现了”。
所以，张学良尽管用抗日的高帽子蒙骗了很多世人，但面对全国的谴责、苏俄的反对（延安当然也就不能坚持原先的提议），甚至因为杀人捉蒋，而造成的东北军的军心涣散，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以及驻保定的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在接到张学良军变的命令时，都极为不满，拒绝执行，直接向中央报告和投诚！
一个月后，东北军总部发生二二事变：
王以哲，这个曾经担任张学良卫队长、在东北帮助张学良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的“审判员”、在西安直接与周恩来李克农秘密谈判、在军变前高级会议上附和张学良捉蒋的67军军长（中共秘密党员），被叛变官兵直接杀掉！同时被杀的，还有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中将、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少将、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
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由于对西安事变不满，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杨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孙蔚如的一个师——而孙蔚如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向杨虎城提出“捉张学良送蒋介石”的主张。杨虎城不采纳，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军师）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1945年鲍文樾因汉奸罪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服刑30余年，在台北出狱。
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还是张学良组织的所谓“抗日同志会”（其成员基本为中共党员）的骨干，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
而张学良的另一个弟弟张学铭，居然在日寇已经陷入必败绝境的1943年，还投靠汪伪政权，做了一个小汉奸。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军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而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以孙良诚为例，他率两个军3万多人成建制投靠日军，换了一个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的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谁是真抗日牺牲一切？谁是假抗日政治投机？
五.张学良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崽卖爷田不心疼”！
张作霖一生辛苦经营东北，出生入死，那里资源广阔、雄狮百万，绝不会拱手相让给日本人！
而张学良长期厮混在北平，对东北那片白山黑水缺乏张作霖般的深情，又惧怕日本虎狼之师，一枪不发保存军阀实力最符合他当时的个性，深得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真传！
刘禅面对邓艾的五千奇兵，便携带成都的十万兵士百万百姓开城请降，弄了个“安乐公”干干，居然在曹魏“乐不思蜀”得以善终！高喊“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的张学良，面对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区区两万关东军，便将百万将士数千万百姓亿万军火物资献上，拱手入关；此后又一再拒绝中央严守锦州的命令，放日本军队入关，围逼热河；再让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兵临北平……
之后张学良再以抗日为词，发动军事暴乱，捕杀中央军政官兵，逼迫政府提前公开抗日战略，导致日本军方提前一两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损失，苦难不可尽言！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尽管他在大陆被中共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
据说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曾经感慨地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张汉卿（即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我们哪有今日……”，周恩来接口道：“如果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泽东笑道：“你也太小气了吧，给汉卿国家主席的位子，都不为过！”
事实如此，真相如此！百年疑案，彻底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