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8月26日讯】十几年前王小波写过一本《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可是中国人真的沉默吗？你看，在酒店里，有多少人旁若无人地大讲处世哲学，高谈人心向背，标榜自己清正义气。在公共汽车上，总有一些人旁若无人地纵论社会人生，以及形形色色、旁门左道的人际关系，中国人似乎人人都是哲学家。中国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对当下时政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评论，也都能对生活观念及态度道出一番颇高明的见解。这个时候中国人好像是不沉默的。
可是，一摊开报纸，一打开电视，一些新闻扑面而来：矿难连连，死伤数十成百，人们已然习惯沉默；贪官累累，攫取千万上亿，人们也不再觉得惊奇；造假能发财，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处处星火燎原，每个人都像是看客；电视娱乐怪相；真话妨碍实利，谎话铺天盖地……中国人似乎早就对这些事情麻木了，难怪有人说：“中国人哪，沉默与不沉默都同样没有价值！”
看看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吧：“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五龄童失足落入冰冷臭水塘，围观者上百无人施救”；还有“男子天桥上欲轻生，围观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费时间”这样的报道。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故事，一个女司机在被歹徒胁迫时，全车乘客竟无一人伸出援手，甚至还有人起哄，最终惨遭强暴。伤心欲绝的她痛恨这群懦弱的“观众”，于是将车冲向了悬崖。这一幕不正是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中国人的看客心理，然而几十年过去，今天看客依旧尤存，而且似乎更多，更麻木不仁。
事实上，在公共场合尽量保持沉默，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终身奉行的赖以明哲保身的潜规则之一。翻开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屠杀，比如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株连九族之类的暴政，对于中国人民就造成了长期的选择压力。那些勇敢的人、正直的人、富于正义感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杀身之祸。而那些唯唯诺诺的懦夫、奴才和顺民则可以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压环境，在这种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生存和繁衍下来。经过几千年的基因筛选，现在的 中国人几乎都变成了懦夫、奴才和顺民的后代。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其实就是生存文化。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好死不如赖活”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就是中国生存文化的真实见证。放眼看去，今日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不缺高耸入云的广轩楼；不缺异花珍草的锦绣园；不缺笙歌曼舞的酒肉林；不缺昏昏噩噩的官僚群；不缺阿谀逢迎的陈词烂调……甚至就连大熊猫也还能保护下来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却成了最希缺的资源，缺乏“文明、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土壤已经变成一片荒漠了。
从前，我们时常要质问我们的父辈，在黑白颠倒、人性变异的疯狂年代——比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为什么不发声？你们不生气吗？你们的良心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我们都记得那个杨白劳的故事：杨白劳被黄世仁欺骗，卖了自己的女儿抵债，最后只好自己自杀，而他的女儿无依无靠，落入了火坑。他甚至从来就没有想过到拿把刀去砍死黄世仁。有人说，砍不死黄世仁，砍死他的孩子也可以嘛。但是没有，中国人是宁可自杀也不反抗的。你逼他，你打他，他只知道自杀，却不知道反抗。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说，你惹我生气了，他们习惯了保持沉默。
但是沉默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因为好人每一次的退让，都是在降低恶人做恶的成本；每一次的沉默，都是在扩大谎言的范畴；每一次的冷漠，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每一次的默许，都是在助长暴力的发生；每一次的回避，都是在创造苦难的轮回；每一次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是在纵容更大的伤害。
恶有多大，沉默就有多可怕。这一切像美国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上写的那样：“当初他们（纳粹）杀某党党员时，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党员；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是的，该生气时不生气，该维权时不维权，该较真时不较真，结果，不仅自己的权益无法捍卫，长久下去，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就会缺乏痛感，就会产生钝感，这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我们的生态状况就会不进反退。
还记得在电影《勇敢的心》的结尾，当象征暴政的法催促行刑前的华莱士请求宽恕时，华莱士却高声喊出“Freedom”，声嘶力竭，振聋发聩。历史上华莱士是否如此不可考，但他喜欢这样一首诗：告诉你，我的孩子，在你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记住：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我所理解真正的自由，正如康德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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