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因镇压藏人遭到继“六四”屠杀后的又一次强烈谴责后，施密特也又一次出面为中共解围。他的专访在《每日镜报》首发的第二天，即四月八号，就被中共享来给自己贴金，这篇含二十一个问答的访谈以《德前总理施密特批西媒偏见：中国未推行帝国主义》为题出现在中共媒体时，被删去了九个问答。被选译的十二个问答也遭不同程度的删改。此外，新华网还增加了原文没有的三个小标题“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变化今非昔比”！
新华网上施密特的第一个回答是：“中国的高度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尽管它非常古老，但它仍有活力。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好奇之处。此外，当今的中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中国进行着一项伟大的实验。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实验：已持续1/4世纪的经济繁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弄清楚中国人怎样成功地创造这个奇迹非常有趣。”
在“吸引力”和“弄清楚”之间，被删改的内容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试验。毛活着时，搞了一系列冒险的试验，犯了严重错误。他七六年死，几年后邓小平获得权力，搞了一个至今成果辉煌的新试验。除了几个东亚的国家外，这个持续不断的，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上涨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中共对施密特照样审查和删改。在这篇访谈中，当施密特被问到毛时，他回答说，“我不反对毛的制度。我是欧洲人。我为什么要反对毛？我曾反对发疯的德国毛分子，他们对毛一无所知，只看到毛的群众运动的画面。他们对毛主义的看法与毛和毛的制度没有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的“文革”也殃及德国，德国青少年在毛语录的指导下，以清算法西斯为名，搞了一系列红色游行和恐怖活动。施密特当政时，尤其是七七年，曾遭遇毛分子制造的恐怖和危机。可是他却只反对被挑动起来造反的德国人，不反对支持他们的共产党势力，尤其是东德政府和中共当局。七四年潜伏西德十八年的德共间谍纪尧姆夫妇曝光，其时纪尧姆是时任总理的勃兰特的亲信，既了解勃兰特的公务，又清楚勃兰特的私事包括奸情。纪尧姆夫妇被捕后，勃兰特被迫辞职，施密特才先成为过渡总理，后当选为总理。
可能共产党势力只给施密特本人带来了好处，所以，他认识不到共产党给他人造成的祸害和反人性的本质。不过，《南德意志报》在纪念被毛分子绑架后枪杀的施莱尔（HannsMartinSchleyer）遇难三十周年时，在一篇报道中表示，当年任总理的施密特认为很多造反的大学生是“上了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反法西斯宣传的当”。
可惜施密特不引以为戒，以致上了北京的当。在上述访谈中施密特对毛的评价“与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在私下交谈中作出的评价相似。如果您找到某个坦言的人，那他会承认：‘毛犯过重大错误，但他的成绩占70%。’我的评估达不到百分之七十，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是正确的。比如，他一反中国的文化传统解放了妇女。他的第二大功绩是重新建立起在四五年时完全瘫在地上的中国。谁想公正，就必须承认这些成绩。虽然有不少错误和不少罪过。但您也不能错把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与毛分子混为一谈。他们与此关系不大。”
新华网的译文删去了“我的评估”到“比如”之间的内容，“四五年”和“虽然”以后的内容也被和谐了。
施密特列举的毛的两大功绩被保留，因为它们来自中宣部。事实是，中国妇女在一九四九年后，完全丧失在民国时已享有的人权，她们象男人一样沦为被共产党肆意驱使的奴隶和奴才，甚至沦为性奴。奋起捍卫人权的女人象男人一样遭受残酷迫害。被共产党迫害身亡的中国女人层出不穷，比如，前三十年的张志新（一九三〇－一九七五） 冯元春（一九二八－一九七〇）、林昭（一九三二－一九六八），后三十年的王卫萍（一九六四－一九八九）、赵昕（一九六八－二〇〇〇）和唐福珍（一九六二－二〇〇九）。她们分属两代人。前三者都因言获罪，在遭受酷刑包括轮奸后，被中共枪毙；王卫萍是北京人民医院的实习大夫，“六四”前夜在北京街头救治伤员时中弹身亡；赵昕是北京工商学院的青年教师，因在公园炼法轮功被警察殴打致瘫而死；企业家唐福珍则用自焚来抵制拆迁，捍卫家园。
中国女性在共产党执政后的悲惨遭遇，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上闻所未闻，无论在哪个朝代，即使著名的暴君秦始皇都不曾以什么名义虐待孕妇，虐杀胎儿，而在中共暴政下，在“计生政策”的名义下天天都在发生反人类罪行。据《解体党文化》估计，从中共执行“计生政策”以来，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害死，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也受到严重伤害，甚至因此丧生。维基显示，在有自杀率统计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显着超过男性的国家，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出25%。无论男女，中国人也前所未有的以各种方式背井离乡，移民世界各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至今不曾中断。
一九四五年时的中国虽然遭受了战争的重创，但人民是自由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以蒋中正为首的民国领导人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为目标，没有滥杀无辜，抢劫私产。国民政府剿匪反共，正是为了履行职责，保护私产，捍卫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生长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人，经历过两个政权，他们有比较，最有发言权。中华民国退役空军少将祖凌云生长在四川农村。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那年投考民国的空军学校，后随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一九八八年，祖凌云从温哥华回大陆探亲后发表《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祖先生在亲自见证了中共暴政与中华民国的区别后写到，“在台湾时，我也曾怀疑过，总以为是政治宣传，政治教育，故意将中共说得很坏。现在我才知道，中共实际上比外面知道的坏得多。其坏的程度，只有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相信。”“实际上中共比苏联管制得更为严密。内部情况之糟，之乱，外面知道的实在太少。同时人们也低估了大陆上民众的胆识，以为他们不敢反抗，不敢讲，任由共产党摆布。这次回去，真教人大开眼界。很多秘而不宣的事，都打听到了。所得的结论是：只要共产党当政，中国大陆就不得安宁”。
其时是八九民运的前夕，中国人还没有群起而抗争，共产党还没有制造“六四”血案，还没有在世人面前暴露其凶残本性。（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