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久志一九六三年生，本来学的是木工活，但不知何故当上应德国环保运动而生的《日报》的记者。九十年代，两大德国左派媒体《日报》和周报《时代》在北京合开一个记者站后，花久志从一九九七年起就是其驻京记者，虽然他不懂中文，妻子是日本人。
针砭时弊，呵护善良，匡扶正义是记者的本职。面对中共在大陆制造的人祸，花久志不得不履行他的职责，但是，他总是避重就轻，回避一党专制是各种问题的关键，绕着弯为中共辩护。在此以花久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武力镇压藏人和维人的态度为例。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一日，花久志在《时代》上发表长文《终点站竹子古拉格 — 绑架、挨打、电击：法轮功教派的追随者在中国的劳改营遭受怎样的折磨》。 一方面花久志陈述了大陆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遭受残酷迫害和中共享“劳改”来迫害异己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却声称，“但法轮功也并非无辜”，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共的宣传“法轮功导致一千六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二百三十九人自杀”。可是任何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难获知法轮功严禁杀生，遑论自杀。
花久志在文章结尾断定，“如果北京政府不用残酷镇压来对付到处兴起的新宗教（指法轮功），那么，威胁这个国家的就是类似内战的局面。”
花久志不是在关注中共侵害人权，而是在为中共迫害异己辩护，为中共剥夺老百姓的信仰寻找毫无根据的理由。在江泽民把法轮功打成邪教以前，法轮功在大陆传播了七年。集体炼功可能就是法轮功在大陆制造的最大场面，这与“类似内战”可谓南辕北辙。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万人上访，是因天津共警殴打抓捕四十五名学员后发生的，并且得到了朱镕基的和平解决。倒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共产党滥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发动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整人运动，产生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政治家乔高联合发表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 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足以印证花久志身为记者的严重失职。
二〇〇八年，中共因再次武力镇压西藏人而遭到西方舆论谴责。五月，花久志发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 — 柏林必须不管西藏向北京靠拢》，自称其写作动机是出于对“西方对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傲慢态度的恼怒”。他这是在偷换概念，转移矛盾，把自己为人权恶棍张目，说成是为中国打抱不平。在书中，他一边抬高自己表示，“当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统治者时，与他们站在一起，是一名记者的道德义务”，一边诋毁批评中共侵害人权的同行，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
众所周知，中共如何辱骂达赖喇嘛，花久志无法掩饰，因此便倒打一钉耙，诬蔑达赖喇嘛使用“文革”语言。他写到，“在过去几年里，拉萨由一个西藏僧侣城市变成了汉人的商业和旅游中心。成百上千的汉人商贩来到这里定居，自二〇〇六年七月青藏铁路通车后，来自北京、上海的旅游团蜂拥而至。很多藏人至今对汉人的大量涌入仍然感到难以接受。但人们是否就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屠杀’呢，就像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常说的那样？这一概念同样也象是文革语言”。
与此同时，花久志还宣称， “中共很可能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领导中国，没有其它力量可与之匹敌。除了与其对话和合作之外，别无选择。”简言之，花久志无法掩饰中共的罪恶，便将中共和受害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毫无根据地替中共开脱，当然他还得首先无视中共反对派的存在。共产党把中国精英要么杀害，要么囚禁，要么赶出国门，而洋五毛则宣称中共天下无敌！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德国之声中文网以《德国记者眼中的新疆事件》译介一篇德国和瑞士的报道。首先是花九志在《时代》周报发表的评论《血的和谐》。这一次，花九志表示，“不应过急地批评中国的军警。与去年西藏首府拉萨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意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看来想发泄对数十年受屈辱、受歧视的不满怒火。当时在西藏，军警甚至更多地表现了克制。中国这个独裁体制内大多情况下没有进攻型的警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很可能也是这样”。共警到了他的笔下居然成了被动的受害者。如果共警象他说的那么讲理，杨佳就不会被迫在二〇〇八年中共的生日，用生命向共警讨说法了！
接着花久志表示，“中国每年有八万多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抗争，通常警察不使用武力就能平息。过去三十年，资本主义大放手，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并没有随之爆发较大的暴力行动，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奇迹。它证明，共产党用儒家理念处理冲突与所谓明智镇压相结合的做法具有高度艺术性。”共产专制导致的人祸到了他的笔下居然变成了中共的政绩！
花久志的报道大致是这个模式。 他总是竭力美化中共的暴政，混淆中共与中国，用被中共绑架的人民来掩饰中共的罪恶，试图把民众的功劳算在中共的头上，堪称“小骂大帮忙”的德国典型，容易迷惑不分中共和中国的受众。（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