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一年，针对海外出版的被中共视为“起着极坏的政治影响”的各种江泽民传，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把叶永烈介绍给库恩，目的是伪造“中国并非极权国家、江泽民并非独裁者”的假象。库恩想为中共效劳，但他既不懂中文，也没写过传记，无法独立完成任务。叶永烈是大陆的传记专业户，乐于与库恩合作，为共产党效劳，但他不愿当枪手。
因此，四年后，当库恩名下的江泽民传被中共隆重推出后，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叶永烈，愤然撰文透露他被宰的遭遇，包括上述情况。尽管叶永烈在文章结尾意识到，库恩及其同伙在“用得着你的时候，以贵宾相待；用不着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但在文章开头，他却表示，“有幸成为库恩的合作者，秘密从事‘零零一号工程’（即《江泽民传》）的写作”。
叶永烈的自述让人惊叹库恩的骗术，叹息叶永烈不幸成为库恩的垫脚石。但愿叶永烈能吸取这次上当受骗的教训，迷途知返，远离中共及其同伙。
当叶永烈被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用头等舱机票请到北京与库恩会谈时，库恩再三地说，“叶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并表示“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叶永烈（一九四零）作为在红色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深受中共党文化的污染，因为他能接触的都是共产党过滤后的信息和推崇的红色笔杆子。因此，叶永烈在会谈中向库恩坦诚他的写作经验，表示他“很欣赏美国作家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本是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认为，《江泽民传》应该起着《西行漫记》那样让西方了解中国的作用，却又吸取《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那样通过大量‘花絮’——细节描写深深打动读者。库恩也很赞同我的这一意见。”
于是，叶永烈回到上海后，开始为“零零一号工程”工作。 他“整理了手头的江泽民资料和已经进行的有关采访笔记，总共六大本”。然而，当他向库恩提供了《〈江泽民传〉设想》、 《〈江泽民传〉提纲》、《〈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 《〈江泽民传〉参考文献目录》、 长达十五页的《江泽民年谱》后，“最理想的合作者”才获知库恩只要他做枪手。可叶永烈毕竟是专业作家，看重自己的名气，不愿做枪手，因此向库恩建议：英文版署“库恩、叶永烈”，中文版署“叶永烈、库恩”，但库恩拒绝合理建议，坚持“库恩是单独的作者”，“叶永烈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合作因此中断。叶永烈没有得到丝毫补偿。
后来库恩在其江传中用了四页向六十九人、十三个机构鸣谢，但叶永烈不在其中。经叶永烈指出后，库恩“深表歉意”，不过只是送了叶永烈一本用他的话说，“《江泽民传》大字版精装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堆砌许多对我致敬之类的好话。”
库恩利用中共巧妙地盗用了叶永烈的相关知识，还要撇清自己的罪责。叶永烈透露，库恩对他说：“你为《江泽民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它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
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不错，共产党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黑箱子，如果没有共产党及其黑箱子，库恩就不可能在中国享有特权。正是因为这个黑箱子的存在，库恩才能在中国巧取豪夺。难道不是库恩自己要坚持当“单独的作者”？ 即使是中共强迫库恩中断与叶永烈合作，也不会阻止他个人向叶永烈提供劳动报酬吧！所以，有评论者指出，库恩“得了便宜卖乖”。
骗取被共产党掌控的中国人的知识，来为自己追名逐利的外国痞子有的是，只不过库恩被叶永烈揭露出来了而已。斯诺也有这个嫌疑，不过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叶永烈这样的自我意识，毕竟为斯诺垫底的都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们也不敢象叶永烈一样拒绝放弃自己的署名权。
无论如何，从叶永烈的经历，足以获知那些甘当共产党的应声虫或马屁虫的洋人，都是些什么货色，无论他们是穷困的斯诺，还是富裕的库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