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对付苏联，按照红色势力的意愿结束支持越南人抵抗共产党的战争，在以基辛格为首的暗红势力推动下，到达与苏共闹崩的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与蒋中正相比，尼克松很渺小，因为蒋中正拒绝苏联的诱惑，宁可放弃“反攻大陆”的理想，也不背叛美国。而美国则在尼克松的带领下违背“不承认主义”，逐步承认红色暴政，抛弃中华民国。
美国总统的到来促使中共恢复了许多常态。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到北京为尼克松开路时，古都北京被中共糟蹋得连花草都没有。钓鱼台宾馆的花圃里种的都是玉米和菠菜。但尼克松参观时，“反帝医院”已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被中共关在国门里蹂躏的大陆居民也因此获得一线希望。
当被关在红色牢笼的大陆人包括洋毛分子韩丁、寒春兄妹的儿女卡玛、阳和平等纷纷趁机投奔自由的时候，不知珍惜自由的西方毛派也成群结队地来到异国他乡追名逐利。
在中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下，中共对外友协邀请维特克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一日访问红色中国，名义上是让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并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也就是说中共希望通过维特克宣传中国妇女被解放的假象！
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能得到中共的款待是因为她不仅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算中共的统战对象，而且她参与过《红旗飘飘》的翻译，是个已有红色劣迹的研究中国的美国人。
据中共媒体对当事人张颖的采访“回眸《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称，当时在中共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的一再要求，中共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对此，周恩来于八月十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八月十二日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二零零五年，中共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制作了专题片《“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在这个分上下集的电视片中，八十三岁的张颖口述了不超越红线的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在张颖看来，维特克与江青气味相投。江青差点拥抱维特克，而维特克则说，“如果我到了中国，没有见到Madam江青，那我还算来过中国吗？”
时年五十八岁的江青见维特克对她那么倾心，便对她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此前江青曾有意请拍摄《愚公移山》的荷兰导演伊文思为她拍一部记录片，请被周恩来迷得来围着共党转的混血女韩素音为她立传，但都遭到婉拒，而维特克却一听江青需要写手，便立即表示，“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大的愿望。”身为中国现代史学者的维特克视江青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她奉承江青也得到不少实利。可不，江青当时马上延长了被周恩来定位为礼节性的会面。会谈到晚饭时间，江青请维特克吃了最好的中国美食，还向她展示了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扭曲传统舞台艺术而成的八个“文革”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其时，江青已派人到她的家乡选拔小学生用来培养体现其意志的芭蕾舞演员。其中就有一九八一年在美国恋人的支持下改变回国计划，因此被中共领馆绑架的芭蕾舞红星李存信。李存信的个人传记标题为《毛的最后一个舞者》，准确地说，应该是江青培训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中的第一个倒戈者。
总之，江青那时正野心勃勃，出自江青之口的言论令张颖觉得“不堪入耳”，但显然对维特克很有吸引力，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自愿奉陪江青不分白天黑夜地信口开河了一个星期。
在无人能阻止江青破例请维特克到广州会谈后， 周恩来特意交给张颖一本线装的《鲁迅诗集》，要张颖传达他的意见，“只谈一次，就只能谈文艺问题”，如果江青“要谈三十年代，多谈鲁迅”。但在张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时，江青一下子火了，把《鲁迅诗集》摔在了地上。这既表明江青不甘受周恩来管制，也透露连江青也没有自由。
江青在北京见到维特克时就透露，“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邓颖超、康克清（……）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
维特克虽研究中国问题，但她的中文看来不怎么样，她与江青交谈也象毛泽东与斯诺交谈一样需要翻译。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时间累计长达六十多个小时。谈话结束之后，江青答应维特克把录音记录译成英文给她。
然而江青不是毛泽东，她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维特克未能如愿以偿。对此张颖在回忆录中说，“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十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张颖因此向邓颖超汇报了整整三个小时， 张颖认为，“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
于是，一九七二年的岁末，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宣布“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后，相关材料便全都被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内容没有通过毛周的审查后，被油印成《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与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传到社会上的部分谈话内容也遭到中共当局追查。
因为迎合江青，维特克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饱尝了红色特权的滋味。维特克回美国后，免不了发表这次红色之旅的大陆见闻，她的笔下自然不会出现被毛泽东夫妇利用来打倒刘少奇们后抛弃在农村的几千万大陆知青的处境。能够用英文与维特克交谈的共党女官比如王光美那时正在红牢中经受十二年的煎熬，王光美的遭遇就能揭穿“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是个伪命题，因为再有贡献的男男女女在共产革命中都没有人权，谈何地位？打死打残的无数“文革”受害者也不可能在维特克的关注范围。
维特克等不来谈话记录的英译稿，只能按自己的速记稿于一九七七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江青同志》，讲述了她眼中的江青和在红色之旅中的观感。 其时江青和姚文元等维特克见过的“文革”红人已被投入红牢，这对维特克似乎没什么影响，在她眼里江青还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同志。据张颖透露，江青慷党天下穷苦百姓之慨送维特克的礼物有几大箱子。
一九八八年，维特克在一个采访中还说，“跟江青共度的这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