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网络图片）
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就提出：“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可惜沈钧儒们对此浑然不知，等到他们中的章伯钧们明白这点时，已经晚了。
章伯钧们刚开始象“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一样被中共任命为非要害部门的部长。章伯钧意识到：“民主人士担任部长是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十年不到，他们及其亲属都遭到残酷迫害。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在此仅举一例。一九四一年，苏联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时，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此前苏联先与北洋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与民国政府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背信弃义，不是中国的盟友，最迟在《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每个真正的爱国知识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抵制。
“救国会”的宗旨本来是抗日救国，但“救国会”却以补充为由收回了交给中央社发表的由王造时执笔起草的《致斯大林元帅的信》，因为此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中共刚上台时，除王造时外，还在世的“七君子”全得到高官厚禄。对此沈钧儒的女儿说，“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不过八年，那些跟他一起为共党奋斗过的人“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胡愈之在列宁死后，在《东方杂志》上以“愈之”等笔名发表了五篇文章，吹捧梅毒患者列宁，讴歌他的红色恐怖，是专门暗中赤化个人和组织的共特。
对此章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史良（网络图片）
胡愈之不需要出卖沈钧儒，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却为了自保出卖了章伯钧。史良在红色中国名高位重，可象宋庆龄一样只是共党的摆设。章伯钧在被史良出卖后断言：“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即使出卖了良心，史良也没能保住自己，同样落到被迫弯腰挨批斗的地步。连她昔日的情书都成了罪证。史良孤独的死后，留下的漂亮首饰全是无人要的假货。
章伯钧在反右运动中被批斗。（网络图片）
沈钧儒年老糊涂，逃过共党的迫害，但他的盟友与后代却不得不承受恶报。对此章诒和写到：“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