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7月01日讯】听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家的情况。我今年61岁，父亲生于1911年。他有4个弟弟，一个妹妹。原本是个小学教师，由于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一大家人，所以在祖父母早亡以后，便下海经商，经营一家鞋铺。靠兄弟们的齐心协力，也靠父亲的精明，白手起家，到了1948年共产党进城以前家里还算富足殷实：城里有铺面，有现在看来作坊式的小工厂，城外还有十几亩地。
按照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口人，有10亩地以上就是地主。父亲凭借商人的精明采取一个对策，分家。把名下的十几亩地分到4个弟弟名下。这样平均每户还不到3亩，连个富农都算不上。这样最后划“成分”时我家的“成分”是小业主或者叫工商户。
我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不仅仅是因为“成分”不好。还因为父亲早在1959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能当上这个政协委员还得从公私合营说起：从划成分这点父亲得出一个经验，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平时非常爱听广播，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了解外面事情的唯一渠道。当他得知共产党强行推动的公私合营已无法阻挡时，不如带头赞成。父亲的几个弟弟特别是4叔，差点疯了，很奇怪为什么父亲能想得通。父亲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语重心长的说：“你以为我愿意公私合营吗，可是小胳膊扛不过大腿，别说共产党还象征性的拿出仨瓜俩枣的钱赎买，就是一分钱不给，强行没收你又能怎么样？”当然这些话都是在很私密的情况下说的，当时到处都是告密者的耳朵。
就这样为了树立一个以实际行动积极配合公私合营的典型，父亲一路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当然现在看来父亲能被选为政协委员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刘少奇掌权，不像毛泽东那样唯成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反右，一大批原先的政协委员都被打倒，造成大量空缺。1959年，当时全国饿殍遍野。然而这些为民请命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却吃吃喝喝，没什么正事。据父亲说参加过一次国宴，非常丰盛。当时都吃糠咽菜，哪见过这个？菜还没上完，很多人就已经吃饱了。后来更好的菜就只有眼巴巴干看的份了。到了该举手表决的时候了，据父亲说甚至谁投反对票都是事先定好的：如果全体人都投赞成票显得表决很假。听说还有专门有设备监视，该举手的时候不举手，下次的委员资格就没有了。
政协开完了，委员们要与大人物们合影留念。父亲与刘少奇的合影后来被父亲炫耀式的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并引来邻居许多羡慕的目光，没想到后来竟成了倒霉的开始。
1966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因为那张照片父亲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人。父亲辩解说当时每个全国政协委员都跟刘少奇合过影。当时只知道他是国家主席，能跟他合影是件很光荣的事，谁会想到他是国民党特务。但造反派还是不依不饶，给他戴上大帽子游街示众，帽子上写上走资派。停发工资，50几岁还要扫大街。全家都跟着抬不起头来。
其实父亲的遭遇远不是最重的。我出生于1949年，是家里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真正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上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可就是因为成分不好上不了高中。须知我1966年考高中的时候正是轰轰烈烈的时候。不久后学校干脆就停课了。我中学体育老师是黄埔军校的，当然不可能跟林彪一个班了，可能是黄埔在大陆的最后几期。不知道他当没当过国民党兵。文革以前他对自己出身黄埔还是挺自豪的，常炫耀式地说，现在的林彪元帅，徐向前元帅，还有陈赓大将都出身黄埔。
文革一开始，体育老师自然就成了首先要横扫的牛鬼蛇神。红卫兵质问他：“你是不是整天盼望着你们校长蒋介石能率领你的黄埔同学杀回来，到时候你也可以弄个一官半职，说不定还能给你个团长当当。”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文革开始后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夜里，他上吊自杀了。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他的尸体。如果他知道真正跟共产党作战的他的黄埔同学杜聿明，黄维被俘后都活过了文革结束，他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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