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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如山，但她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一再蒙混过关。
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的十二年间，“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红色头衔先后出笼。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可是随着“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和“皖南事变”的相继发生，战祸就被转嫁到中国。而“共匪”也变成了“红军”！从此事实被歪曲，正邪被颠倒。 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亲自参与了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尾崎秀实则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纨绔子弟西园寺公一创办的半月刊《时事画报》上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国民党将会放弃过去的“反共”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毛泽东等携起手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断言让他一鸣惊人，因为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共匪”而不屑一顾。（杨国光）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也断定，“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毛泽东本来想杀害蒋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认识到，共匪之抗日，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上当受骗的国民政府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第二章
王安娜和“七君子”的报应
王安娜当选无耻的洋人是因为这个德国人象史沫特莱一样投身于共产国际对中华民国的赤化和颠覆活动。王安娜甚至假扮过沈钧儒的德国儿妻，通过她在中国的活动和相关回忆，可以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如何通过“七君子”等共产头衔与“西安事变”等红色诡计欺骗世人，争取民心，篡夺政权。
一九六四年，当王安娜在西德发表回忆录《我为毛战斗过》，宣传毛泽东，糊弄德国人时，我还没有出生。四十六年后，因共产暴政流亡德国的我，才在揭露红色宣传时，注意到王安娜等一系列外国人曾投身于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文宣武斗中。不过王安娜虽为中共出了不少力，但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因而不得不与王炳南离婚并在一九五五年独自离开红色中国，回到苏联在德国的殖民地东德。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闹僵，东德站在苏联一边，王安娜受到排挤，于是移居汉堡。
王安娜的自传在翻译中文时被改名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于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出版。二零零九年又被改为《嫁给革命的中国》再版。在由中共操纵的一切媒体包括史书中，不缺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王安娜（一九零七－一九九零）以及把她带到中国的王炳南（一九零八－一九八八）的宣传资料，但相关的史实一般读者却难于获知，因此值得介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