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06日讯】在阅读你的文章之前，史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今早听海外广播，戴晴讲话，评说六四，也是这个观点。我想，六四问题，是否可以概括出这样一个教训：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政府和民众双方或多方，不但要善于博弈，而且要善于妥协，不但要适时地适当地妥协，而且甚至于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也不妨妥协，给对方留一点面子，也是给自己留一点回旋余地。六四的结果是鱼死网未破，两败民众伤。邓小平实现了死二十万人得到二十年稳定，但是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稳定”，而民主宪政的理想却不知推迟了多少年。
谢谢老铁的良心！客观。我也是广场人，6月2日，体改所的人还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阻止人们离开广场。我一直认为，是赵紫阳的人把学生当人质耍。另外，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尸体陈了不只三天，一周后可以上班了，从办公室的窗口仍能看见立交桥上的尸体，我拍了照片。
王容芬
铁流先生:
大作拜读,感慨良多.您的判断是清醒准确的.一味蛮干、以头颅撞枪口，终非明智。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当局的责任更大些，是一帮既得利益集团推手制造了这场血案。
六四事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源于1988年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物价改革”，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针，于是官僚阶层（包括他们的子女）大搞“官倒”牟取不义之财，导致物价飞涨。加之那时一些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引起民愤。如果没有“官倒”们的横行，即便学生们多么努力地呼喊也不会有200万北京市民出来支持，也不会形成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学生群起响应。放手让权力阶层搂钱，是激起民愤的根源。所以，当局应对肇事根源负责。
其次，导致学生们天安门广场绝食，盖因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李鹏拒不接见学生请愿代表，甚至当三名学生代表双手高举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达一个多小时，李鹏等中央负责人连面也不露，那时，三位代表身后在烈日下整队伫望的10万学生胸中的怒火能够压抑得下吗？所以，学生的偏激情绪是当局中的某些人有意设置的陷阱所引发，也可以说是某些阴谋家希望激起的。联系昨天互联网上发表的西安市民“远夫”写的《八九六四确实是个阴谋》，足以证明当局有些人是有计划地把事情推向爆炸，从而推赵紫阳下台，断送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见附件）
我认为，即使学生们妥协退让，也只能稍稍延缓矛盾的激化，手握实权的阶层绝对不会放弃既得利益，必定在局势稳定后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学生队伍。
这是巩固专制制度与民主改革道路之争。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都还不成熟，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和学生单兵突进，企图一朝实现民主变革，其结果就像“公车上书”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一样。
2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官僚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压榨，两极分化的严重发展，各地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民众上访连年激增、上访民众与官方的截访人员暴力冲突时有发生，都标志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执政党内部主张改革的力量在民众呼声推动下也在采取一些改良措施。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张扬，使黑箱政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这就是民主前途希望之所在。
当然我不希望社会发生动乱，发生动乱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没有好处，受难的只能是老百姓。胡温主张的“构建和谐社会”路线，我是赞成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既得利益的官僚腐败阶层极力阻挠，例如，仅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们从1989年呼吁到现在20年，仍不被采纳，更不要说出版言论自由了。不过，只要人民坚持，事业总会向前。
以上是我的一些感想，与您交流。
姜万里 200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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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街新绿黯然消，寒流骤起断春潮；
苦雨似说昨亱事，笑里觥光污战袍。
（这首小诗写在1989年6月4日，曾抄送给几位朋友。）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震惊全球的“64”血案距今整整20年了，但它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脑海里永远逝不去抹不掉。无论怎样说，对手无寸鉄的学生和老百姓开枪就是犯罪，何况还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对请愿訢求的人民能这样吗？邓小平一世聪明，晚年却犯下如此重大错误—甚而叫罪行，令人叹息。难怪他不留下遗体而将骨灰撒向江河。我认为就是担心有一天人民给他算帐，看来“老爷子”心里是明白的。我想如果不开枪，又有什么办法平息此事件？一味强硬的学生，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撤离天安门？政府、学生都应换位思考一下。“两强”相拼，谁该让步呢？是学生？是政府？……
我是1987年秋定居北京，住在雅宝路秀水河胡同5号一憧院子里，出门向东500米是日坛公园，向西不足100公尺便是二环路，建国门立交桥近在咫尺，骑车去天安门不足半小时。我当时的单位叫《中国市场信息》编辑部，是个自收自支的民办媒体，隶属中国经济记者协会主管，主编是协会秘书长李平，我是常务副主编，实际是当家人。单位近百人，多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自然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不过我很淸醒，早就断定“64”的结局是镇压收场，所以不准单位员工上街参加游行，违者除名。当时一些人骂我不是右派是左派，连太太也不理解。我是过来人，历经“镇反”、“土改”、“反右”，几十年眼见目睹共产党的残暴专横，在屠杀老百姓上是下得起手的，我曾经就是这个党里的人。因为我们囯家的军队、警察接受的教育是专制的教育，“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听命于党、听命于领导，只要他们的上级说这人是“反革命”、“暴徒”，他们就会扑上去把对方剁成肉泥。纵然对方是天真无邪的孩子或是花季灿烂的女孩，也不会终止暴行。说得明白一点，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党卫军。为了保护员工，保护单位生存，我只能如此。事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我当时的意图，戏称我是“滑头”。在这个可怕的极权制度下求活谋生，能拿着脑袋去撞鉄墙么，不“滑”能行吗？一个人连生命都没有了，还能争取自由民主？
“6.4事件” 我至少是个知情者、目睹者，从4月20日耀邦辞世到学生上街游行，到李鹏宣布“戒严令”，我都在北京，多次去天安门现场观察。6月3日下午三奌左右，我和妻子又去天安门看动静，此时天安门显得格外的冷清紧张，来去行人惶恐不安，学生们紧盯着街上，凡见军车就检查追打，没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敢在街上晃悠。谁都预感当亱定会出事，学生领袖们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妥协一下呢？要我先回学校再说，可他们硬要拿血肉之躯去堵坦克。难道这就是英勇？
而在天安门城楼还有另一个事件（也是为许多人忘记或不注意的事件），就是湖南师范3位真正勇敢的学生，竟然在几十米的地方向挂在城楼毛泽东画像，扔去无数墨水瓶，使“伟人”成了麻子。我是现场目睹者（大概是6月2日或1日下午五六点钟？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那天路经金水桥，忽然有人在叫喊：毛主席成麻子了！现场执勤的一帮手臂上配有纠察队红袖套的学生，立即扑过去将三人紧紧的抓住，大概请示了现场“高自联”头目，这三位英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既不落跑也不辯解，神态镇定，若无其事，让纠察队的“勇士们”，送到了公安派出所去。此后三个学生被当局处以重刑，余志堅判無期徒刑、喻東岳判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判 有期徒刑16年。我当时就有点想不通，既然学生上街“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为何要捍卫独裁专制暴君毛泽东的狗头像？难道那些学生领袖不知道此事吗？为什么不放他们？要死死守着，还送到公安去。二十年后的今天，有谁个学生为此事出面致歉，难道做得对吗？不管幼稚也罢，对专制者的认识不足也罢，不管用何种理由解释这个问题，天安门的学生运动现在看来离反独裁专制、争民主自由还有很大距离。
当夜（6月3日）我在建国门桥上呆了整整六七个小时，目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堵军车，看见学生举着红旗追赶坦克，还看见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桥上把一个来不及躲避的群众活活辗死（死者在桥头陈尸整整三日，尸体都发臭了才移走）。还看见数百群众把一辆载满军人的卡车横推在马路上拦截呼啸而过的装甲车，结果此辆军车被装甲车冲翻，车上数名军人受伤。现场群众又把受伤军人送到医院就诊，情景感人尤今难忘。纵如此，车上军人还是不言不语像个木头人，没半点感激悔愧。还有，在现场看热闹我的岳母，险些被奔溃的人群踩死，留下遍体鳞伤。
23点我回到单位，准备入睡，突然枪声大作。我叫起来：解放军开枪了！“和平年代”长大的妻子说：不可能！人民子弟兵怎么会开枪杀人民？憨厚的北京人也不相信。枪声是从西边六部口方向传来的。槍声，密集不停的槍声，使留守在单位的同志人人震惊，几个女孩子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我开门跄跄跟跟跑到二环街上，见不少人从天安门方向没命地往回跑。他们一边跑一边喊，一边叫一边骂：
共产党开枪了！解放军杀人了！
太残酷、太没有人道了，坦克跟着人輾……
人群自动在街上围成堆，訢说眼见目睹解放军杀人的事情。枪停人散的“6.4”早晨6点30分钟，我出于记者责任骑着单车经二环上东长安街，准备去天安门察看现场。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人，没有车，甚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路灯洒下昏黄的冷光。二环路靠空招那一边，沿街停放着几十辆军用嘎斯车，车身新用油漆漆过，缘油油的空空地没个人。我行经交通部东单路口，见有一辆横着的公交车，车体冒着浓烟，在独自燃烧。再前行数十米，快到东河沿街口，听得路旁有人叫喊：大哥，不能前去了，他们会开枪的。
透过晨雾，我向前望去，看见长长一排头戴钢盔手端冲锋枪的野战军，杀气腾腾地面东站着，谁超越警戒线谁就被击毙。我跳下车还未反映过来，“呯，呯，呯”几声枪声，跑在我前面的两人中弹倒下。吓得我立即俯卧地上，躲过流弹，待安全后才推着车跑上街沿，钻进东沿河小街一堵照壁后。那被击中的两人（死活不知），由一辆平板三轮抢救下来，即刻送到就近医院。
在东沿河街口聚集着不少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十分暴怒，个个义愤填贋，时不时伸头出去冲着戒严部队狂骂：打倒法西斯暴徒！打倒杀人的共产党！打倒土匪解放军！……
戒严部队距此约三四百米，持枪的狙击手常常是枪响人倒。此时的北京人真不怕死，倒下去的人立即被平板三轮拉走，站着的人又继续喊：土匪！强盗！法西斯！
我在这里呆了四五个小时，就有六七个人被击中。十二点后我推着车沿着东长安街往回走，发现路边多处地方有血迹。再经过二环时，奇怪，停在路边的嘎斯车燃烧起来，既无人灭火也无人围观，此时北京是座死城。但我可以证明：这几十辆嘎斯车不是烧于6月3日晚上，而是6月4日中午12点后，到底谁放的火？是学生？是暴徒？是……此后几天，二环路上常有戒严部队巡逻的坦克开去开来，轰隆隆的声音吓死过人，还常常伴有枪声，不少使舘人员撤离北京，首部成了最不安全地带。
事发当夜，单位有两人未归，一是侄儿苟渊（现在成都开出租车）围堵在天安门圈子内，直到6月4日下午两点才归，避谈现场情况；一是司机小洪（回族，北京人），因向军车扔石头被戒严部队抓捕，关押了30多天获释。我因和张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主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秘书长，“6.4”通缉要犯）关系，以及当时北京出现地下小报《铁流滚滚》等原因，被国安、公安重点监控近半年时间。同时，与首都新闻界朋友共同编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心声》一书，被中宣部列为禁书。此后，1990年9月19日，为刊号一事与囯家新闻出版总署抗争达三年之久的《中囯市场信息》一刊，被李锡铭取缔查封，我们为之奋斗多年所积累下数百余万资产被有关当局收去。
二十年来为此事我从未写文章，也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一直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我既和政府立场不一致，也和民运学者和学生领袖的观点相左，所以不说话。官方公布数死亡数为七百多人，民间传闻二千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历史总是历史，事实总是事实，任何渲染、曲解、回避都是错误的。我认为“6.4”问题要想得到公正解决，首先各方都要认真地进行反思。政府反思：为什么动用数十万军队向学生市民开枪？当事者反思：为什么在争取民主自由中不讲妥协？一个劲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么？我反对用“人血呼唤民主”的奇谈怪论。不然何至有“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局。
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深层次地反思研究 “6.4”事件的利与弊，它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是加速了国家民主的进程还是滞后了国家民主的进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以及鲍彤、陈一咨和学生领袖们，功与过，罪与错，是与非应怎么评说？不能用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我读书不多，更不是理论家，我只讲事实，眼见目睹的事实，以及当时我是怎么看和怎么想的。坦诚是做人的原则，良心是立世的根本。我用坦诚与良心写出此段见闻，目的是为历史作过小小的补白。最后重申一句：我坚决反对军队开槍镇压人民，也反对学生不撤离天安门的强硬，到底是谁个作出如此叫人去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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