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01日讯】“六四”事件是分水岭
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香港泛民议员在上海举行的政改座谈会上，提及六四事件。王光亚说，明白大家有不同看法，但国家已为六四定性，中国后来持续发展，已有目共睹。其实，王光亚说中国后来持续发展，这种说法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本质，是一种歪理。
“六四”屠城前夕，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六四”屠城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当官的只要与共产党同流合污，“跟党走，听党话”，找到大靠山，经济上无论犯多大错误，也会有党撑腰和网开一面。“六四”后的发展就像一个人为了赚钱严重透支身体和不顾亲情一样，失远大于得。今天的现实困境是：官员贪腐成风，分配严重不公，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如果这样的发展也算持续“发展”，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大难临头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决不是广大国民所希望和期待的。如果当年不镇压“六四”，而是好好反省，利用这个机遇推进政改，可能今天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加均衡、更可持续。今天的贪腐成风与对“六四”的处理不当是有莫大关系的，中共已异化成披着合法外衣的黑社会，党内权争演化为黑帮之间的争斗。有权有钱者移民，无权无势者偷渡。镇压“六四”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也丧失了推进政改的极好机会，民心大失。中共要求人民将祖国（国家）当作母亲，现在子女闹些情绪、发些脾气、有点不同意见等，你就将他们打残打死吗？
“六四”镇压导致中共今日困局
“六四”事件中，大学生和民众的行为是想帮助中共更好地清除腐败分子，原是中共维持统治的盟友，但被当成反革命暴乱来镇压，这在情理和法理怎能说得过去?!这些大学生是精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与被杀害的大学生说不定是邻居或同学，这让人情何以堪?!学生和民众要求反官倒、要求民主改革，怎么是反党和反革命？何罪之有?!学生手无寸铁，行为正义，要求合理，为什么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六四”学运的实质，是大学生和民众从对邓小平等元老改革的支持转向要求新的改革（即在进行经改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政改）。明智的政治领袖本应深刻反省自己为政的得失，顺应潮流，及时回应民众的呼声和期望。就像人保养身体要早防早治一样，社会的各种问题出现在萌芽状态及时处理，就不会蔓延和不可救药。反对声音是政治健康发展的“半边天”，采用暴力剿灭不同声音等于堵塞民主和科学发展之路。正路不走走邪路，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困局。
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政党会如此凶残地对待学生运动，但中共却完成这个历史跨越，并且至今仍未反省，维持既有定性。一九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期间，韩国的全斗焕镇压民主运动，史称“光州事件”。后来死伤者在法律上获得平反，政府也对国民作出道歉并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国家赔偿，全斗焕被判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入狱十七年。而“六四”学运却造成至少三千人死亡，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至今无法归国。培养一个大学生得耗费父母和老师多少心血，现在独裁者一声令下，生命转瞬即逝，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哀痛的吗?!这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石，“六四”一日不平反，中国人的心头之痛就永无消解之时，应还死难者及其家人一个公道。
“六四”不平反，中共无出路
把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直至今天中共仍沿袭这样的统治模式。对在街头打出横额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民众予以逮捕和判刑，将其当成了敌对势力。其实，各级贪官才是中共和国民的公敌，如此作为，岂不是助纣为虐，让贪官更加肆无忌惮？只要定出规则，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和害怕的。不允许和不善待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又怎能实现科学决策和实行监督制约？
邓小平说，共产党出问题最终出在党内，这确实是大实话，因为一党专政必然导致党内权争的连绵不断和你死我活，鹿死谁手难以预料。既然如此，何不放入“鲶鱼”以激活中共的“慵懒散奢慢”，让其增强忧患意识？国企搞不活根源在于垄断资源，中共官员的贪得无厌和管治效率低下的根源同样在于垄断权力。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困局又如何能突破？没有政改的深化，就没有经改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中国就仍是没有明天的中国。
“六四”屠城二十五周年，不见有人道歉，甚至连死难者遗属纪念这一日子也有罪。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历史不能忘记，历史真相总有被揭开的一天。民心是一杆秤，民心的向背决定政党的兴衰，没有良知的政党是不值得信赖的政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政府都没有好下场，掩耳盗铃只能自欺欺人。“六四”学运英烈们的英勇献身行为会唤醒国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他们用鲜血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种下的民主种子会在中国大地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向“六四”民运中为国捐躯的死难者致哀，愿英烈们在九泉之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