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3月03日讯】香港社会抗议媒体人连续遇袭，中国网民要求昆明恐怖袭击事件更多真相，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仍未直面“二二八事件”遗产。
《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震动香港社会。“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明报》发表文章说，刘进图遇袭让他想到自己：“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吗？”他说，“这里我也不谈亲中报章差不多每天都有的攻击文章了。我不时还会收到带有恐吓成分的匿名信件。初收到时，都把它们看为恶作剧。但见到发生在刘进图身上的事，自己也突然惶恐起来。难道香港真的已变成了一个我再不认识的地方？”但是他说，“我心里还是怀着希望，而力量就是源自这希望。”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以大篇幅“提醒”在未抓到凶徒前，暗示某些人或力量是事件幕后策划者，极不负责任。社评一方面叫人不要猜想，另一方面自己却对凶徒“幕后力量”的动机作出猜测，表示“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被袭者的敏感身份放大凶案效果，制造困惑，搞乱香港”。时事评论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揭示种种证明表明权力打压新闻自由，按西方关于言论自由的判例，为鼓励公众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应该容许有搞错的空间。若动辄以证据不足来否定社会对公众事务的议论，扣以“搞乱社会”的帽子，那无疑就是否定了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李怡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香港市民普遍认识到：从上海仔饭局、黑人物维稳、爱字堆登场、《阳光时务周刊》创办人遇袭、施永青座驾被砸、黎智英家门被撞，然后是刘进图事件，自梁振英登场后，香港的文明已大幅滑落，黑社会主义已进占香港。他呼吁香港人奋起迎战“黑社会”主义，为维护香港的既有文明而不怕牺牲地抗争。
二二八：转型正义仍未得到认真对待
台外作家、媒体人杨渡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们没有仇恨的本钱》说，发生于1947年的 二二八事件，是延续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总合，也是反映出一个殖民地社会如何回归转型的艰难历程。它既有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如何重新融合的课题，更有各种阶级矛盾、族群冲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残留如何转化等的交缠纠葛。“在长远的‘时间之镜’下，我们都只是大历史的一个倒影，我们没有仇恨的本钱，只有互相悲悯的观照”。
杨渡认为，台湾光复初期的冲突，是由于一个缺乏纪律与法治观念的行伍、公务员、特务们，以及充满互为矛盾斗争的政治群体，来统治台湾。即由社会发展阶段较落后的一方，去统治发展阶段较为现代化的一方，这是二二八悲剧发生的结构性根源。
台湾伤痕历史研究者及策展人黄惠君在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二二八纪念什么？》指出，每年的二二八，台湾都不平静；可预见的是，未来也不会平静。“关键就在不论谁执政，都不把真相、不把转型正义当一回事”。
黄惠君说，而每年的二二八，台湾社会其实并不知道要纪念的是什么？我们的教科书只会提缉烟血案，反对党也一样只会从缉烟血案发生的大稻程游行。“受难者为时代高举的改革，从未成为教科书上要留给台湾小孩的精神遗产；受难者基于反抗暴政殉难的身影，也无从写入历史”。
黄惠君认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为解决当时政治恶劣所做的努力、所留下的民主遗产，以生命刻下的理想，迄今不是台湾社会纪念二二八的主调，以致形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事件。”
作家“阿花的伊萨卡岛”评论说：“新疆问题一塌糊涂，然后他们选择把最温和最希望对话和解的伊力哈木抓了。”
昆明血案：不明不白地死去
昆明发生死伤上百人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宣部照例下令要求媒体只能发表新华社通稿。南方都市报记者冯翔一句感慨在微博广泛流传：“从来不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让你盲目地仇恨，莫名地恐惧，稀里糊涂地活，不明不白地死。”
媒体人康少见说：“京华（时报）头版没有昆明，新京（报）也没有。没有图片，连个导读都没有。如此重大的，会影响现实走向的历史事件，没有哪家负责任的媒体不愿意发声，但媒体照旧被钳住了喉管。是的，媒体被钳住了喉管。于是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恐惧中，但甚至连为什么恐惧、为什么愤怒都不清楚，我们如何指望安全？”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王天定说：“不许我们追问仇恨之因，但要我们吞下仇恨之果。”
导演傅志彬说：“在新疆搞了60多年，结果却将灾难带到全国，能不能让大众知道内情，参与对新疆前途的讨论，自己搞不来，就不要捂着了。”
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呼吁“停止兜售廉价的义愤”，他说：“滥杀无辜天人共怒。但若止于齐声谴责所谓极端分子，实为轻佻的看客话语。对平民滥用暴力，在这国家何曾受过普遍谴责，更遑论审判？当暴力成为权力的唯一逻辑时，难道不也成为对话的唯一手段？”
作家“阿花的伊萨卡岛”评论说：“新疆问题一塌糊涂，然后他们选择把最温和最希望对话和解的伊力哈木抓了。”
上述言论均已被新浪微博删除，此处根据“自由微博”保留的记录整理。
有删节
（原标题：血腥的历史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