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典古籍中是没有句读——也就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给文言文基础不太好的读者带来了难度，更重要的是，给别有居心者留下了歪曲原意的空间，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记载于《论语•泰伯》，却因为缺少小小的标点，被近代某些当权者有意曲解。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举国民众“被”运动着而“批林批孔”，这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被断章取义的，成了孔子教唆“封建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的“铁证”。“文革”的“群众被运动”虽已过去三十馀年，然而，其“革”中国文化之命造成的恶果，并未随之而去。
孔子躺着也中枪?
“躺”著的孔子是如何“中枪”的呢？且看批孔者如何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一来，这句话就被他们解释为——“对民众，可以去奴役他们，使用他们，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明明是西来的“马列教”近六十馀年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却让两千年前的中华先贤孔子背了黑锅。
“红朝”从来就是断章取义的“高手”，要了解原意，我们需要看前后文，原文全句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您所知，《诗经》、《礼记》、《乐经》都在孔子整理的儒家六经之列，也是孔子非常重视的儒家学者必修之课，“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简而言之，就是孔子认为诗、礼、乐这三方面的修养很重要。
对于“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学者宦懋庸做如是解“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论语”稽》）。
按宦老先生的说法，全句该解释为“诗、礼、乐这三方面的修养对人的立身处世非常重要，如果民众已经具备了这些修养，那就让他们自由的发展，如果他们还不具备，就要让他们具备”。
前后比较一下，您不难发现，如果按照所谓“愚民政策”去解释，整句的前后会变的驴唇不对马嘴。而宦老先生的解释,则顺理成章。
批孔？尊孔？愚民而已
或许有人说，今时不同往日，“文革”中的“批孔”者已垂垂老矣，红朝对孔子的态度似乎也已经改变，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曾极尽“批孔”之能事的西来“马列教”，甚至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似乎又把孔子奉入了圣人祠堂，然而，中华文化的精要在其内涵，而不在表面的形式，号为“孔子”的学院，真的是在传播孔子立身处世的君子之道？亦或，在“孔子”的外衣之下，其实裹挟著一些，不能或不敢堂而皇之输出海外的什么呢？
实则，当年的批孔也好，今日的“尊”孔也罢，看似前后不同，无非都是真正的“愚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