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28日讯】罗昌平 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
【打铁记】第八章
“新闻玩票者”
早年流传甚广的一份高干子弟名录，包括被标为“汪道涵儿子”的汪姓部长。汪道涵(1915.3.27-2005.12.24)先生曾因独特的人格品质与时代贡献广受尊敬，也因成功举荐第三代领导人而瞻云就日，各界自然攀护“公子部长”。汪老去世那天，我在《新京报》统筹主笔一篇长篇讣闻，派出多路记者核实，最终亲属证伪传闻。数年后汪部长卸任，他在同济大学的私密校友会上首次开口：以前没有澄清这个传闻，是因为它对自己从来不是坏事。
刘铁男事件中，当“奉旨举报”流于网络，我一直未做回应，同样“因为它对自己从来不是坏事”，甚至可能迷惑了那些伺机介入但又举棋不定的权力。但记者跟政客不同，必须考量职业伦理。
“奉旨”一说语出湖南人石扉客(本名沈亚川)。微博举报刘铁男第二天，2012年12月7日，他的微博说：“爆料或奉旨爆料不是新政;以腐制腐或选择性反腐不是新政”。两天后，他又补充：“微博可反微腐，可帮助选择性反中腐，很难撼动大腐。”这一提法把不少人的猜测摆到了台面。
刘被查后的2013年5月14日，石扉客对“奉旨举报”做了背景分析：“财讯传媒和联办以及王波明、戴小京两位老板的深厚政经人脉资源，联办和中纪委之间的隐秘关系，在《财经》过去多个大要案的报道中可看出端倪。所以，在选择性反腐的大背景下，《财经》雇员罗昌平微博举报副部级官员，很难不被人做政治化解读。”
石文的多处细节引起业界“内讧”，与我无涉，按下不表。他还在文中引述了宋志标的《乱世有佳人》，后者认为：“刘铁男案件的反复，以及在这个时间点的特定消息，给人以中纪委折冲宣传系的想象;罗依靠工作单位的背景，实现了事件性的突破，可谓‘背后有人的男人’，也叫‘乱世有佳人’，在高层政治斗争的‘乱世对赌的阵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志标曾是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因汶川地震三周年的社评《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被调职;石扉客与十年砍柴、杨海鹏、赵楚并称“四张大嘴”，他的才情在《起底王立军》组稿中展露无遗，而大嘴与才情在熟人眼里构成对冲与反比关系。宋石两文发表在各自的公众平台上，依此推理，举报刘铁男“是好大一盘棋”!考虑到两人账号被封的现实以及阴谋论的惯性，或许我应该正式声明：“封号的事情绝不是我干的。”
我的老板是三男一女：王波明、戴小京、章知方、王莉。他们都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常务干事，这个事业单位还对应着另一企业身份——联办集团，旗下业务曾是三驾马车：一是财讯传媒(00205.HK)，已在香港上市，拥有20余本杂志;二是和讯网，首创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曾是大陆最早的财经门户;三是联讯证券，是成立于1988年的券商。王波明为总干事，其他三人各重一块，近年几经调整增加了资本平台“联办投资”。
顺搭改革之风，这个平台汇聚了拥有基层实践的“农口”骨干与长于国际互动的金融精英两股力量，交结之处正是如今晋升委座的王岐山——早在1980年，中美交换的“第五代”留学生团陆续成行，其中包括副外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1982年2月25日，两百名曾插队农村的大学生入选中央机构专事农业研究，此间正有贵为委座并长期主管经济的姚依林之婿王岐山，不久从中山大学毕业的戴小京与其成为同事。
1989年3月15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联办”成立协议书和章程上签字（前排签字者左起）郑敦训、赵志坚、冷林、宫成喜、王岐山、经叔平、杨咸祥、贾虹生、张晓彬
1989年3月15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联办”成立协议书和章程上签字(前排签字者左起)郑敦训、赵志坚、冷林、宫成喜、王岐山、经叔平、杨咸祥、贾虹生、张晓彬
“农口”有一名灵魂人物杜润生，他在2012年7月迎来百岁华诞之时，道贺者不仅有王岐山，还包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北大教授林毅夫和周其仁等，他们以“杜老的弟子”为荣。“他会给党内老人翻译年轻人的观点，又对年轻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拿到会上是通不过的。”小京认为，杜老的政治平衡艺术以及兼容包容态度，对他们影响深远。
那时海归的回国理由常被归纳为家国情结等，这，远不及王波明带有国骂的京腔来得生动：“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他曾在纽约证交所当经济师，组织了中国旅美商学会，得此认识如今的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再一对接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那里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周小川、财长楼继伟等。
似无交际的两股力量陆续合流，并暗合王岐山的仕途拐点，他在1988由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转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即农口转战金融。他与张晓斌(联办秘书长)的一餐爆肚聊出联办，开始了中国资本的设计与建设。八九风波生变，他们南下接洽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自此一个强大的金融阶层横空出世。
王波明、高西庆、周小川均相继进入后来的中国证监会，但王呆了不到一个月，在体制边缘设立了“民间证监会”——包括《证券市场周刊》《财经》以及和讯网在内的媒体监督平台。
这是一段应有专著记载的历史。云泥无别，共识贯存，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相比，当下我们的制度突破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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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啊：务必克制啊!”
2012年12月6日12时25分，老板戴小京发来短信，这是微博举报后我收到的第一条短信。
他是湖南人，大约一米九的个头，父亲是地下党，有着鲜卑族血统;他好酒，一斤原浆下去，富有磁性的清口朗诵一字不差地涌出《将进酒》或《蜀道难》;他主张吵架，鼓励创新，提倡把事情摆在桌面上解决。四人团中，他是唯一实名微博并活跃发言者，观点从不激进，常以通俗的比喻阐述立场。
熟知他的人，均对这条短信中的两个“啊”字表示意外，因为这与他一贯的应急不太相符。他太镇定了，也太有气场了。也许，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我无言以对，只是简要回复：“这些都是铁证，之后会低调处理。”
在财讯传媒20多本杂志中，《财经》显然是老板们最为操心的，而我似乎又是《财经》最爱折腾的。“不折腾”曾出现在中国元首的演讲中，翻译版本不一而论，如“don’t make trouble”“don’t flip flop”“don’t get sidetracked”，或“no dithering”“no major changes”，缺乏公认的信达雅译法，以至于官方索性音译“buzheteng”。后来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don’t rock the boat”或“no boat rocking”，直译“别晃船”。
“《财经》就是一条船，大家要齐心，不能把船给弄沉了。”这是小京时常提到的一个比喻。每临大事，他好比一个参加完家长会的父亲，要跟孩子谈心。我们的谈话多数在酒桌上完成，一部分在他的办公室。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我尽量回避这种越级。
安元鼎事件中应对警察上门的当晚，正是他坐镇办公室，亲自将四人警号发给一名委座的近侍，事情出现根本性扭转。这样的政经人脉资源，确非其他内媒可以比拟。我曾安排记者谭翊飞、鲁伟调查胜景山河IPO造假，扎实的报道成为这家湖南岳阳黄酒企业的上市滑铁卢，老家托尽关系找到小京，最终，他都未开口要求我撤稿。
一次谈到财讯传媒的这些杂志，他说：“对我来说，这是business。”但他又提醒我：“你是新闻人，你不能这么想。”针对我举报刘铁男一事，他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这是他的权利啊。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同样的表态还在他活跃的几个高端圈子里流转。
在我关机的那个晚上，小京发来两条短信：“明天见个面?”“中午或下午你定。”直到第二天凌晨开机，我才收到并回复。
我们的午餐选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包间，就两人。气氛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关键是每感紧张的时候，他能通过恰当的方式化解。很难想法，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
谁没年轻过呢?1989年的那个春夏之交，前途无量的他走上了街头，换来看守所的艰难一夜。“湖南人吧，都会找一种历史存在感。”他笑着说。那次冲动显然让他的人生拐了一个急弯，王所长将他介绍给了波明，自此成为联办的主事者之一。后来，王所长成了王省长，成了王市长，成了现在的王书记，从未忘记对这位老部下的关爱，不固定来电约酒，交流一本好书，甚至邀他复出。
这顿午餐，小京主要想了解举报的来龙去脉，他料到王书记回国，第一时间会把他叫过去。我们还花了一点时间来梳理刘铁男的背景，但当天没有找到答案。末了，我忍不住在反问中加了一点私货——
“岐山书记真是微博的潜水员?”
“他现在哪有这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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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联办买下了几层楼。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双腿搭在圆桌上，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圆桌的水平，指间烟雾缭绕。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被釜底抽薪的联办，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槽做内部说明。但对与会的《财经》记者编辑而言，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有着贵族气质，略带国企特征。像程益中、杨斌、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在离开《新京报》后相继转投联办，一度难于适应。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集团行政前来检查，同事帮忙圆场：“这人是来送快递的。”
其实，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我们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准备办一份杂志。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双方一拍即合。别看现在的《财经》是一头现金奶牛，“可在1998年，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波明回忆。
早年，双方对“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坐拥享誉国际的“名”;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利”。但与《财经》的时代贡献相比，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从《SARS何来》到《谁的鲁能》……毫不夸张地说，《财经》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尺度，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银广夏为例，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财经》关门，或胞兄公司重大损失，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对方答复：“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报道，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跌停”。
从这一点上讲，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题、不审读，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讲不同，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并回忆在唐人街给《中华日报》打工经历，体会“无冕之王”的快感。这就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命运跌宕起伏，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
当然，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权及“三位一体”的职位。
文人、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最终成了决裂。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应：《财经》是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财经》的决定，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联办无可替代。”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当数年后《公共裙带》《连氏无间道》以及安元鼎、马三家等陆续问世，我更坚信一点，程益中的话不全对——安元鼎、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财经》，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关王波明、戴小京。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未见回复，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只是问，证据可不可靠?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不怕闯祸，但怕丢人，报道的东西再敏感，只要证据够硬，他能找到解释的理由。
挂掉电话之前，他都没问我的动机。当天晚上，正是《财经》年会庆功宴，据同事后来描述：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后不断地说：“太大了，这事太大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
一个刘铁男，一块验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