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内陆四川的民工，21岁的郑利强（人名，音译），用“不开心”描述他在深圳的生活。
【看中国2014年01月07日讯】他说他的工作时间长，工资低，而且没有自己的私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都市，我感到很弧单”他说。
在过去三年里，小郑一直在这座被誉为中国制造业腹地的各类工厂里从事着复印机的装配工作。
根据加班情况，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3500元到4500元（约合580美元至740美元），这一收入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但是仅仅因为他的工作还要冒更多风险-----复印机油墨有毒。
然而，他既厌倦又害怕失去这份工作。事实上，他说他时常感到很焦虑。他的焦虑，从接受采访时掰手指头和抖脚的习惯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有机会看心理医生，他可能会被诊断为焦虑症。根据广州中山大学程瑜教授的研究，焦虑症是民工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他们的心理健康比我们先前预料的还要令人担忧”他说。
情绪负担
广州，中山大学，程瑜
程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与深圳本地807位民工进行了面谈，和其中的60位民工有深入交流。
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中，58.5%患有抑郁症，17%患有焦虑症，4.6%有过轻生念头。
他的调查团队还发现，这些主要受访者，一半左右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当他们抛下年迈的父母，留下年幼的孩子来到城市打工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对不能照料他们心怀愧疚，同时，也对养家糊口感到压力山大。
程教授称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始于五年前对该地区的六名性工作者进行的研究，在此之前，她们都曾在工厂里打过工。
2010年，发生在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接二连三的工人自杀事件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这促程程教授下决心找到导致民工心理疾患的病根所在。
据报道，孤独和隔离感是导致工人跳楼的原因。
虽然程教授的研究仅限于位于南方的广东省，然而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很可能在全国其它地方也很相似。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2.6亿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打工。
尽管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是民工的社会地位却依然很低。
这不是在中国才独有的现象。研究显示，在世界范围内，民工群体与那些可以得到家庭和社会组织支持，并能调整适应新环境的人相比，更容易的患上心理疾病。
就中国而言，户籍制度把人口划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使得农民工问题更为突出。他们无法与城里人平等的享受社保和教育。他们常在薪资和待遇上遭到歧视。低学历，电脑操作水平不高，使得像小郑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承受比其父辈更大的城乡差距。小郑的父母离家到城里打工只有一个想法：在城里挣到钱，然后回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然而，小郑却立志要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并且想成为一名装饰设计师。他尝试自学，但苦于没时间。
在深圳摆地摊和做家政的父母，嘲笑他所做出的努力，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导致一些新生代民工的焦虑和抑郁”程教授说。
很多民工的过着流水线与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或许他们也会换工作，事实上他们也较其父辈更频繁的更换工作，但是他们向上提升的机会，比如成为设计师，却是有限的。
对于在四川老家和爷爷奶奶长大的小郑，与父母交流甚少。
他也知道，能与父母在一起，他本该感到幸运，然而在深圳，他却感到很孤独。
在深圳，他少有朋友，就算有也都是四川老乡。由于受时间，经济和轮岗的约束，他们也鲜少见面。他说，某一天，他希望能在成都安家，他曾在那座省会城市读过两年技校。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放松对户籍制度管控的改革方案，以期缩小城乡差距，帮助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们要对导致他们产生自杀的心理疾病要更加关注”程教授说。
他建议在工作场所强制进行心理测试，他把这一尝试称为“积极心理干预”---开通热线和提供心理咨询，为民工的社会交往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是一个大问题，程教授的想法也许会成为现实。但是对像小郑这样数百万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挣扎可能还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