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28日讯】中国最早装备坦克的是奉系军阀。1922年，张作霖为同直系军阀进行最后的决战，从英法等国购买了大量的军备，包括36辆“雷诺”FT-17型坦克。首批10辆“雷诺”坦克于1924年运到大连，型号为只装备机枪或装备37毫米炮的两种。从1928年起，奉系军阀开始用“雷诺”坦克来抵抗蒋介石国民党北伐军的“二次北伐”。战车队被派往河南参加战斗，损失6辆坦克。不久奉军败退，战车队随奉军撤回东北。在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军队曾通过铁路向满洲里前线运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达，苏联红军便取得全面胜利。1931年夏，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储存在东北的坦克几乎全被日军缴获或摧毁，原东北军的大量装备落入了日军手中，驻扎在沈阳的战车队的12辆FT-17坦克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标志着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活动史的结束。这些FT-17坦克后来和日军拥有的FT-17合编，参加了进攻黑龙江马占山抗日力量的作战，一部分FT-17坦克后来编入了“满洲国”的伪军――皇协军中的装甲车队。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从英国为自己的税警总队购买了24辆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开启了国民政府中央系军队的机械化历程。1930年德国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来华，大力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特种兵军校，包括了交辎学校，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正规化发展。193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辎学校，徐庭瑶中将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实际管理学校，徐庭瑶同时任即将成立的通讯兵学校教育长)，开始战车战术的教学，学校中有一个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在交辎学校成立时，还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器材用作教学和训练，其中包括了坦克和装甲车。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和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队长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徐庭瑶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期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10辆PzKpfwI型轻型坦克，从意大利买了20辆CV33超轻型坦克。1935～1936年从英国购买20辆维克斯6TE型坦克和另外29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坦克(VCL)。到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军队中的坦克大约是96辆(含地方军阀掌握的数量)。
193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方山成立了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这通常被视为是中国装甲部队之始。这支部队是一支多兵种合成的装甲部队，而非以前的单一兵种部队，其规模也远胜于国内其他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包括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等单位，团长杜聿明。抗战全面爆发前，装甲兵团共有三个营：战车营、搜索车营和战车防御炮营。战车营至少有三个连，其中战车第一连装备英制维克斯6T坦克，分成4个排，每排5辆车，排长车装有电台；战车第三连装备德制I型坦克(Sd.Kfz101)，分为3个排，每排5辆车，另外连部有两台I号指挥坦克；战车第二连装备卡登·洛伊德式两栖坦克，从税警总队转来，数量和编制不明。搜索车营装备有德制Sd.Kfz221/222型装甲搜索车，估计还装备有其他型号的车辆和装甲车。战车防御炮营装备德制37毫米反坦克炮。
淞沪会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规化、大规模的全面对外战争是中国各种力量都无法承受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坦克发挥的作用有限。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这些战斗并没有对战役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掩护步兵冲锋。当然，这些数目有限的坦克也对战役部署仍有一定意义的。中国国民政府在此次会战中动用了40万大军，张发奎中将指挥第8和第10集团军在战线右翼(包括浦东、川沙)，朱绍良上将指挥第5和第17集团军在战线的中央位置，陈诚中将的第15和第19集团军布置在左翼(包括宝山)。这些中国军队的精锐部分都是由德国军官训练，采用德式先进装备，号称“国军精华”。
与之对阵的为日本第10军，包括从华北抽调的第5和第6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18和第114师团，第1和第2预备步兵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3个从日本本土运来的独立轻型坦克大队。截止同年1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所属的9个师团在日本海军第3、第4特遣舰队(含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护送下，全部抵达上海战区。此时，日军在当地集结了30万官兵、200辆坦克、200架战机和庞大的舰队。
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据当时参战人员史说(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回忆，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20日，新调来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当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据资料记载，这些坦克当时正在厂内修理，临时拉出参加战斗。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坦克全被击毁。
经过长达3个月、在上海南京路不足10平方公里范围的艰苦巷战后，10万精锐的中国军队和超过半数的坦克被消耗在这个“东方凡尔登”绞肉机里，而日军大约损失掉6万人左右。
徐州-台儿庄战役
夺取上海和随后迅速占领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日军认为很快能够取得对华作战的胜利。而此时中国国民党则重建了63个师，并在徐州附近集结，兵力多达80万，由桂系名将李宗仁指挥，但人数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却无法拥有与淞沪会战类似的精良装备，有的部队连基本的步枪都无法保证。许多从各个内地省份征召的壮丁被补充到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和地方派系部队中，缺乏良好训练，而且因抗战初期的不断失利而士气低落。
为了迅速取得对华作战全面胜利，日本陆军总部拟定了一个连接南北战区的贯穿作战计划，核心目标就是徐州，日军让从青岛登陆的部队担任进攻的主力，日军陆军总部乐观地认为，这将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如果日军能摧毁这些中国部队，那么山穷水尽的中国国民政府将不得不屈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
在徐州战役开始的第一阶段，日本坦克表现出一些亮点，在岩中大佐的指挥下，日本第1、第2战车大队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的西侧，迫使中国军队继续收缩防线，徐州仿佛已在眼前。
然而日本最终没能如愿，中国第31军在安徽淮河岸边明光县城迟滞了日军行动长达40天，日军没能及时利用岩中大佐的胜利，后续增援部队迟迟无法到达。这使得驻守该地的大部分中国军队得以从容和有组织地撤退，南京战役的那种大溃败没有再次上演。中国士兵的士气高涨，他们集中在台儿庄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党在台儿庄周围驻扎有第2、第20、第40、第41和59军，在南线与之相对峙的是日本帝国陆军第9、第13、第116和第106师团，北线是日军第5、第10、第16、第103、第104、第105以及第14师团，参战的日军达到了40万。
为了消灭撤退的国军军队，日本帝国陆军总部命令北线日军全线出击，南线的军队全力防止中国军队突围。这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日军担任突击任务的是由板垣征四郎少将指挥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少将指挥的第10师团。当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负责指挥在中国战区的所有作战装甲力量，它们是日军中唯一编制有独立坦克团的单位：每个团大约辖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这是日军最具战斗力和机动能力的两支部队。
在台儿庄，李宗仁正在考虑如何给日军设下陷阱。他深知，过于自信的日军将会全速前进，直取台儿庄，这样就没有必要的部队来保护通信线和补给线。速度缓慢的日军大部队根本无法跟上一路狂奔的第5和第10师团并为其提供支援。台儿庄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如果日军占领台儿庄，那么驻扎徐州的中国部队将会被分割成片。因此，日军如果想要占领徐州，必须攻占台儿庄。
对于李宗仁来讲，他制定的防御计划很简单：将日军先头机动部队拖入台儿庄巷战，赢取重新集结兵力的时间，最后对市内的日军进行围歼。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第5和第10师团一路猛进，钻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此前，李宗仁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分成5个据点部署，其中4个据点各包括4个军的兵力，他们的任务就是挖战壕隐蔽，放日军过去，然后切断其联系。李宗仁亲自率领一支由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和第75军以及4个独立师组成的强大部队，准备对日军实施致命一击。
台儿庄的防御重任就落在了国民党第2集团军的肩上了。他们挖掘了大量战壕，同时配备了机枪，用于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步兵。而日军坦克为了保护步兵，通常会加速前进以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当日军坦克冲到中国防御阵地一百余米时，中国装备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就会冲出阵地与日军坦克厮杀。当日军坦克冲到战壕附近时，中国军人就会勇敢地跳出来将绑扎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履带下面。中国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是那些浑身绑满了炸药誓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敢死队员们。由于缺少步兵的支援，日军的坦克根本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快被消灭干净。
经过两个星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国民政府第2集团军高达70%的人员阵亡。李宗仁命令幸存的勇士们利用夜间袭击日军以挫败其攻击计划。李宗仁同时还下达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准后退。而此时，行动迟缓的日本陆军北方集团军主力在山东腾县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驻扎此地的是从四川急调过来的第41军。该军作战英勇顽强，特别是第122师，整个师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全部阵亡，没有一名军人投降。最终，他们成功地抵抗住了日军近乎疯狂的进攻，收紧了包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