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4日讯】嵖岈山曾经是全国第一个“卫星人民公社”所在地，是“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亩产数千斤——轰动全国的样板公社，更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反击彭德怀万言书，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时作为“三面红旗就是好”的有力证据抛出的重磅炮弹。
从十几年前开始，每到逢年过节，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习俗：在满天爆响的鞭炮声中，人们成群结队，臂挎装着猪肉、白镆、烧纸的竹篮，到村外上坟，给四十六年前饿死的亲人或绝了户，没有活着的家人的乡亲的亡魂送食物，以免他(她)们在阴间挨饿.。
每当夜晚降临，原野上到处闪亮的灯火会使刚到这里的外来人奇怪：四十六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魂野鬼？
庐山会议的闭幕，中央关于“反右倾”，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示也下达到了河南省委。立即向下传达布置。重中之重的重点当然是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地区。
信阳地区一年来放“高产卫星”牛皮已经吹破了天，但实际征收的粮食与上报的数字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地委把信阳地区“反右倾”运动的具体内容规定为“批右倾、反瞒产、反私分、追余粮”
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陡然降临到了信阳、遂平和嵖岈山人民的头上！广大社员被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夺走了赖以过冬和活命的最后一粒粮食，顿时陷入了绝境！
一时间，嵖岈山大地腥风血雨、鬼哭狼嚎。一场逐县、逐公社、逐队、逐户、逐人的以追逼粮食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采用的手段有：办学习班、自我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搜查、关押、批斗、游街、殴打……无所不用其极！
许多大队成立了“教养队”，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进教养队边监督劳动边批斗.。社员冯炳银说了句：“公社食堂的饭吃了光想尿泡”，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社员李绍清饿得偷吃几口牛料，也被打成坏分子关进教养队。李凤颜裤档里藏了一块红薯，被追到家中，用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拴了一串，押到教养队。社员杨保全说了句：“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被打得死去活来，关进教养队。社员胡天玉说饭吃不饱，被煽耳光，打得满嘴是血，先在村里被斗十几场，被关进教养队罚修厕所。
信阳的县委扩大会开成了斗争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张的头发连头皮一起撕下来，被活活打死。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动手打人的占93%。斛山公社团委书记亲自动手拷打农民92人，当场打死4人，受伤致死9人。
让我们来看一些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实例：
生产队会计包根胆小怕事，被公社干部看中做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其实哪有什么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包根经不住折腾，供出了生产队长朱遂平。朱遂平被从人群中叫出来，一顿暴打将他打倒在地，又被揪着头发拉起来，让他“金鸡独立”：一只脚抬起来，一只脚站到凳子上。没等站稳，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一下子摔到在地，人们冲上去又是一顿暴打，然后又罚“金鸡独立”。就这样，朱遂平被打得血流满面。最后一根细麻绳勒进肉里，捆了个“小鸡浮水”，将绳子搭到树上，把朱遂平吊在半空中。一会儿，朱遂平便满脸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终于招架不住，交代了家里藏起来的一点粮食.。
袁庄大队四队饲养员刘志兰、袁志江饿得有气无力，正给牛喂草。料斗里早已空空如也，牛瘦得皮包骨，也饿得快站不起来了。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猪羔，两人一见，把小猪羔抓住打死了藏在草堆里，打算等天黑拿回家。不料被饿急眼了的牛给找了出来。两人正跟牛抢，牛死活不松口，正好被队长撞见。两个人被轮番批斗。袁志江逃跑两次，刘志兰逃跑6次，都被抓了回来。最后两人被双双斗死会场。
包庄大队小海眼村中农李纪安，怀里揣了一只瓢，去到土楼村食堂，想给年幼的孩子弄点吃的，被打死。死时手里还紧紧抟着那只破瓢.。
李尧大队社员宋和脖子上套着死猪娃，胸前挂着血淋淋的猪头，游街后被斗死。
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6个人游街。6个人是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先被痛打了一顿再来游街的。这时，只见6个人全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只见他嘴里还急急地吞着雪。董运秀过去给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可是他已经爬不起来了。等来人拉他起来时已经硬了，嘴里还含着雪。其余5个人被押到大队关了起来，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几天后干部们把门打开，5个人全都直挺挺、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里的破棉花套，有的满嘴是黄土……
刘宝河生产队饲养员赵强已饿得两腿浮肿，但仍要赶牛下地干活。一天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爬到收获过的玉米秸上，大口大口吞吃干玉米叶子，嘴被扎得直流血。他突然发现一小棒玉米，想起家里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被队长阎发龙发现，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半空，用扁担没头没脑地打，鲜血顺着脚尖往下滴。打完又强迫他干活，赵强摇摇晃晃走到地头，一头栽在地上死了。
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因饿急眼了，偷杀了队里的一只羊，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捆住往树上一吊就不管了。从上午一直吊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地说：“不用你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死了。民兵营长派人把老头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信阳地区“批右倾、反瞒产、追余粮”还动用了公安机关。从1959.11—1960.7八个月时间，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死于狱中36人；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667人。
河南省委后来在给中央的检查中，形容信阳地区、嵖岈山区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惨剧时写道：“一时间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但1959年底的嵖岈山区，天塌了!
从社员的口粮到第二年的种子，甚至牲口的饲料，能上缴的都上缴了，能搜走的都搜走了，能挖走的都挖走了。这个饥寒交迫的严冬，来年青黄不接的荒春，嵖岈山的乡亲们该怎么过呢?
作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重要特征、共产主义新气象，宣称可以让人们“可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弹尽粮绝。开始还能供应点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后来只能供应能映出人影的稀面汤。开“饭”时，每家拎个小瓦罐去打面汤：大人一勺，小孩半勺。那面汤有点咸味，带点似有似无的面条味，但要喝到几乎碗见底才能看见三两根泡烂的面条。再后来稀面汤也喝不上了，大食堂只能供应红薯叶汤。即冻干的红薯叶用水泡开熬软、放一点盐，便成了乡亲活命的依靠。有的炊事员想办法，用谷糠掺水团成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后还是散开，吃的时候要用手捧着吃。咽的时候扎嗓子眼，不喝水就咽不下去，可咽下去了又扎得胃难受。到拉屎时更难受：拉不出来憋得人傲傲叫，不用手抠就出不来。
家住嵖岈山张台村的原《河南日报》社农村处处长杜时国回忆说：“幼时放学回家，有一次看见哑巴坐在红薯地里，正津津有味地啃吃一截死人胳膊。我们阳丰街也是天天死人，有的草草用黄土埋了，有的扔在街西乱葬岗里。我和奶奶常去乱葬岗挖野菜。头一天去死人还好好的，第二天去就见死人不是缺胳膊就是少一只腿。
出生于河南信阳息县包信镇姜寨村的作者姜树青在其《“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一文中，曾详细描述过当年家乡人吃人的惨剧……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
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
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
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队长叫苗长富，49岁，说：“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口人，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就征购了10万斤，村里连红薯叶都上缴顶任务数了。
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球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
李尧大队张庄村12个娃娃每顿半勺清水煮红薯叶，只好去抓草根、草虫、树叶，吃糠吃得屙不下屎。一个月时间12个娃娃死了8个，剩下四个也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怜毛旦那娃娃临死时嘴里吞了一口黄土……
遂平县文化馆馆长周水山回忆说：“59年俺庄几百口子人，只有生产队长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有的人家死光了，死人也没人管，鼻子都叫老鼠咬吃了。”…………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达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自然村减少639个；正阳县饿死8万人，不少人家绝了户；新蔡县饿死10万人，至今仍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嵖岈山卫星公社原有人口四万，三个月期间饿死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竟达12000之多！
而这不过是信阳地委自己上报的数字。据当地群众的估计，以及国外一些机构统计估算，全地区饿死人数当在200万以上！
当信阳和整个河南省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捂盖子已经捂不住时，吴芝圃抢先将路宪文和一批县委书记逮捕，以作替罪羊。直至河南全省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只得派出陶铸、王任重带队的工作组，在全省农村进行所谓“民主补课”、“揭盖子”运动，又一次将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和县委干部打成“国民党复辟势力”，残酷批斗、无情打击。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所谓“民主补课”的提法出自于1960年底信阳地委的报告。信阳地委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大批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漏网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结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于是，河南和信阳地区又一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大批基层干部被揪斗、被殴打、被关押、被判刑，替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承担罪责。有的县委书记甚至被迫全家自杀。群众中又扩大名额，新划出一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中原大地重又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原省委书记吴芝圃则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了事。
发生在嵖岈山区以及信阳地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全中国的这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不用说今天的年青一代对这幕惨剧所知甚少，不甚了了；即使是经历过那段噩梦的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脑海中的印象和记忆也会越来越淡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