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9月20日讯】自1968年1月起到1971年9·13突发事件，是文革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短暂阶段——军管，也是一个将文革本已极左的思潮推向更为极致的阶段，并在上海市监狱内接连不断地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而林昭则是第一位倒在军管枪口下的牺牲者，不幸于军管后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枪杀，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揭开真相的谜。
第一次听到林昭这名字，是远在1968年12月的上海市监狱。在我因“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后没几天，便被匆匆地从拘留所押解到上海市监狱。当时我被关押在市监的3号监，也称3中队。这是一栋东西向的5层楼建筑。每层的南北两侧都是长长一排1-46号的小监房。日落后的监房显得格外凄凉，席地坐在铁门栏杆边上的我，总感觉仿佛坐在一艘行驶在茫茫大海中巨大铁轮的窗边，这艘巨大的铁轮承载着时代和无数个人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它驶向何方。
不止一次我做到同样的噩梦：梦中的我在四周铁杆紧箍的漫无尽头的地道中贴地爬行，精疲力竭但始终寸步难行，徒劳地挣扎着，绝望地窒息着，透不过起来。类似的梦做得太多，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竟然学会了将噩梦“强行中断”，猛然睁开眼睛醒来。只有在惊醒的瞬间，我才舒然地庆幸这万劫不复的年代终于结束，尽管它刚才还在梦中毒蛇般啃噬着我。
入监的时候已临近1968年的年底，也即69年元旦的前夕。按狱中惯例，每年重大节假日的前夕，全体犯人总会按中队陆续集中到大礼堂开会，狱方称之为“上大课”。所谓上大课，也就是由“军代表”和“大队长”向犯人训话。在那个年代里，尤其在“五一”和“十一”这样重大的政治性节日前夕，为了凸显政治和阶级斗争，这样的大会往往意味着会对某些犯人宣判死刑，并从会场直接拉到刑场去执行枪决。
也就是在这次大课上，我第一次从军代表的训话里听到林昭的名字：“我警告你们，假如再不认罪服法，不老老实实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林昭的下场就是你们榜样！”。至今还能记忆起这句话的语调和气氛，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并不知道“林昭”是谁，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性，只知道前不久市监里又枪决了一个犯人。然而林昭的名字在以后的大会或广播中被一再被提起，成了恐吓和威慑犯人们的代名词。
事后我曾向早先入市监的同监们打听林昭的事，但几乎都对她不熟悉，只知道她是一位女囚犯，关在9号监里，而由于9号监同我们是隔绝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林昭在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被枪决，所知道的一切，只是从大会现场直播中对她的宣判，主要罪行是书写大量反动诗文，呼喊反动口号，涂写反动标语，顽固不化，抗拒改造...只知道她在大会宣判后被直接拉去枪决。但因为他们当时没看到大会现场，所以具体的情景不得而知，又因为当时大批新犯人如潮水般涌入市监，于是三号监不断地将犯人们押送到外地的劳改农场，以便迅速地腾出空间。剩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最近进来的犯人，所以很遗憾在狱中多年，却没遇到一个同监的犯人亲历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现场宣判大会。
在《北大才女林昭》的文章里有一段对此极其简短的描述：“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大会，林昭被带出来，口中塞一橡皮塞子，此物专为禁止犯人出声设计，随人张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颈上还勒有塑料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而难受。开会时狱囚们竟惊呆到忘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大怒。”
我觉得这份记录十分真实，因为它所描述的情景完全符合我在此后不久同一个大礼堂里的另一次宣判大会上亲眼见到的恐怖情景，同林昭当时所处的实际情景没有什么出入，且并无夸张。
1969年“五·一”前夕，也就是林昭被杀的整整一年之后，当我们排着队去“接受教育”，一进礼堂就能感受到一股异常的萧杀的气氛。大会上军代表开始训话，内容无非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狱中“反改造份子”的嚣张等等。
这位市监里最高的军代表是一个矮敦结实的中年军人，四十多岁的壮年（如今也大约八九十岁了吧）。不是想丑化他，记得很清楚他脸上确实长着一堆膘悍的横肉。当时的第一印象就觉得实在有点像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每当重要的大会或事件发生时他就会出现，带有西北方面的口音。他是当时监狱方面真正的生死予夺的权威，也是一个恐怖的化身。训话一结束，大会主持人宣布：“将某某某等犯人押上来！”顿时会场的气氛变得格外恐怖，只见一个个五花大绑的犯人以同样的方式被押进会场，一共近十名。其中有几个几乎是拖着进来的，脸部的表情已经不成人形。罪名一经宣读，就立即被直接押到刑场执行枪决。顿时会场的气氛被恐怖所凝固，我们这些在场的犯人都紧张和恐惧得喘不过气来，近于窒息，尤其在见到他们被牢牢地架着匆匆地推出会场时，那一阵阵沉重而又狂乱的脚步声和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噩梦般的印象难以磨灭。
林昭之死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正如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的那样：“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林昭之死留下了太多的疑惑，似乎真相已随着她被密杀的年轻生命而永远消逝。但其中有几点至关紧要的谜团依然值得思考和探索：
1，究竟是谁下令杀林昭的？至今无人可以作答。因为死刑判决书到底由谁颁发、签字，无从知晓，没有记录。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她的档案还能被看的时候，那里面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当然，我们可以有种种逻辑上的推断，但推断毕竟只是推断。尽管可以追溯到监狱上层决策方面的个别责任者或集体责任者，但始终难以解释为什么林昭之死竟是如此诡异，竟会留下如此之多的谜？林昭并非文革中被杀害的唯一受难者，即使在上海市监狱里，在所有尚处在服刑期间的犯人中，她也不是唯一的被枪决的牺牲者，但为什么却是她的殉难却留下那么多无解的谜？
2，尽管林昭自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以来，从没服罪，一再申诉抵抗，多次绝食、自杀，尽管两次入狱，曾被改判加刑，饱受虐待，即使1966年就开始的文革的腥风血雨骤然降临，她还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瘦小羸弱的身躯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为什么会于1968年4月29日，选择在五一节的前夕，在68年1月开始军管后的短短数月后却没有躲过这最后的一劫？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林昭日益加剧的激烈反抗和言行形成的极度恶化导致的后果，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里另有一个外在的特殊的因素，若不是军管这一特殊的阶段和现象，林昭是决不至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的。对于已经判决了的正在服刑期间的犯人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破例。
3，2004年0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发表的《寻找林昭》的长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当她的家属在听她诉说这样的经历时将信将疑，甚至以为这是她因精神错乱而编造出来的幻觉。但实际上，林昭所写的这一经历是极其真实的。狱中的监管人员确实并不亲自动手打骂犯人，不仅因为他们毕竟还受到政策和规章的约束，还因为他们对严重“违反监规制度”的犯人另有惩治的方法与工具，那就是手铐。正如林昭所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
在监狱里，这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惩罚手段，而且据老犯人说，那是文革之后才有的花样，文革前不曾见到或听到过。其中有一种被犯人们称作“穿心铐”的，就是将两个铐圈互相穿过而使铐圈间的一个链条圈不起作用，这样一来，铐得两手完全不能动弹，加之总是用后铐，因此吃饭和大小便都不行。在这种情形下，狱方就会指令另一同监犯照管他。我曾在别的小监房见到几次这样被铐的犯人，监房的地板上一滩饭菜，那是恶劣的同监直接将倒在那里，让被铐的人象狗一样俯下身去用嘴吃。这样一铐往往就是十几天，有时甚至几个月。铐子紧得嵌入肉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被铐过的人都免不了留下犹如断手再植般的伤疤。有位复旦化学系的助教葛沪生不知犯了一些什么监规，但坚不认错，于是被这样铐了几个月。
还有一种叫“扁担铐”，这是最早听说和见到的，就是将一条手臂从肩上弯到后背，同另一只从下面反拗上去的手在背后铐在一起。至于传说中的最厉害的“猪猡铐”，则从没亲见，据说那是将脑袋弯下塞在两大腿之间，把人铐成一个团子。总之铐子的花样之多，不一而足，林昭所述的同时铐，必是其中的一种花样，并不夸张。
4，林昭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枪杀的？有个别回忆说行刑的地点就在市监内。“枪决的地点就在大礼堂后的小院子的一个亭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那时她已瘦得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仍表现得很勇敢。”认为行刑的地点就在市监内的回忆记的不仅是该文作者李梧龄一个人。
尽管连张元勋也曾指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然而，社会上流行得最广，最被认可的说法则认为是在龙华机场。其中较为可信的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刘凤梧所述：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上海龙华机场，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子，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在机场跑道上，执行人员向她腰上猛踢一脚，跪地之后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爬起，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倒地不再动弹，便将她拖入一辆吉普车飞驰而去。”但此文实际可能是引用张元勋先生的“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一文中的叙述：“许宪民友人朱太太约彭令范见面﹐告诉她儿子祥祥目睹了林昭的被害﹐4月29日下午3点半他们在龙华机场玩﹐见到两辆吉普开来﹐武装人员押著一个双手反绑的女子﹐她口中塞了东西﹐她被腰间踢了一脚跌倒在地﹐一个屠夫先开枪﹐林昭血溅衣衫﹐又两枪肝脑涂地﹐扑于荒原。（引自张元勋先生的“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严格地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核实的孤证。
八年前我曾经撰写过一篇网文，题为：“谁是林昭之死的侩子手？”当时我在文中指出：“林昭死因很多，但她无疑是文革时上海市监狱里第一名因阶级斗争和形势的需要而不幸被惨杀的牺牲品。”。文中我分析了林昭之死与军管的直接关系。同时我还曾提出质疑，曾以“林昭为什么会在龙华机场被杀？”为题，极其简单而又含蓄地指出林昭在龙华机场被杀的可能性。这一含蓄的推断也发在“谁是林昭之死的侩子手？”一文的跟帖中。
我当时认为，上海的龙华机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军用机场，因此归空军所占，任何人不得入内，而当时军管上海市监狱的恰恰就是空四军的军代表，实际上决定林昭生死的也是军代表。机场毕竟不是刑场，按理来说，枪决犯人不应该是在机场，但对于龙华机场来说，由于是军用机场，所以保密性强，警卫严密，且都是军人，因此我的推断也趋向于认同林昭是被密杀与龙华机场。
这里还有一个疑惑，一个无解的细节。1968年4月27日，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公判会上曾将7名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内的所谓“反革命”公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会电视直播，会后到处贴出布告。而为什么林昭则是在仅仅时隔两天后的29日另行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没有被放在那次轰动上海的公判大会一起判决？我的疑惑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同是“五·一”前夕，1969年上海也曾有一次公判大会，共枪决了51名。之所以是51名，我想一定是为了与“五一”同音，以便在市民中取得更为震撼的效果吧。我在前面所记的那次大会中，有近十名犯人正是列在这51人的名单中。而且他们都是原来市狱中专关重刑犯的1号监里的囚犯，本已都判了15年以上或无期徒刑。也就是说，那次公判名单里的51人中至少有近十人实际上是从市监重刑监里垫上的。要从监狱这一仓库里提几名重刑犯去枪毙，毕竟太轻而易举的了。
之所以会这样安排，将51名放在一起执行，放在同一个不高的名单里，道理很清楚，我当时在文中指出：“这一枪决的布告不仅向所有的市民证明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同时还向人们宣告：这些被枪决的阶级敌人在数量上的众多和气势上的疯狂，以及革命的专政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敌人镇压枪杀的决心，以及巩固新建立的红色政权的必要性。杀一已不够儆百，杀他51个才见革命的声势和专政的威力。”所以，这样集中的安排完全是一个精心的设计，处心积累的安排，是为了给整个社会制造一个巨大的声势。而且这样的安排和设计并非唯一的一次，到后来几乎成了惯例。
既然如此，为什么仅仅相隔两天，却将林昭另行判决，另行执行，而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同时布告，以便制造一个巨大的震恐人心的声势呢？所有这一切今天都无法考证，但却一直被我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