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20日讯】仓促出台的定居国策
“游牧民定居工程”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的一项“国策”，其主要内容是以建立“牧民定居点”的方式，将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新疆、内蒙古等七个省、自治区内的游牧民定居下来。
传统上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至少要转换两次草场。草场属于部落，牲畜属于牧人。如果部落过度放牧导致草场超载，整个部落的生计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传统的游牧“草──畜──人”是一个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系统，打破这个系统的平衡，整个生态环境就会受到破坏。
中共建政后，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强行取消了历史形成的部落制度，代之以“社政合一”的人民公社。一九八○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牧区效仿内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把牲畜承包给牧民。到了一九九○年代，决策者发现草场退化问题严重，才把草场划分成小块，承包给家庭。这样一来，“去组织化”后的牧民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单干户”。这种制度跟内地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一样，牧民只有草场的使用权，没有拥有权。这种制度最终形成了跟内地“三农问题”性质差不多的“三牧问题”，以及生态破坏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二○○一年六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在西藏自治区启动游牧民定居工程试点。二○○六年，“农牧民定居工程”在西藏自治区全面开展，至年底，一万零七十三户牧民定居。二○○八年，中央“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在全国开展牧民定居。
二○○八年十月，四川藏区全面启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四川全省将在二○○八至二○一○年四年间，投入五十亿元，“让四十七万牧民告别传统游牧生活，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这项计划也被称为“富民安康工程”。
二○一二年，“牧民定居工程”成为一项“国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全国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十二五’规划”，根据这项规划，全国二十四点六万户、约一百一十五点七万游牧民将在几年内定居。其中藏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十八。根据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的计划书，牧民定居的意义是：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三‧保护草原生态；四‧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牧民定居计划”实行以来，遭到一些境外藏人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这项“国策”违背牧民意愿，强行改变了牧民的生活方式。由于缺少其他谋生技能，定居后的牧民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因而生计成了问题。
生态失衡由来已久
中共建政后，在川西北草原建立了不少新城镇，汉人人口大幅增加。例如，《红原县志》中的人口数据显示，一九四九年，现在的红原县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口不足百人，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二；到一九六四年，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已达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二五。藏人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大规模移民造成的人口机械性增长，使牧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势必打破原本的生态平衡。比方说，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燃料来源，草原泥炭就被开采做燃料，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沼泽干涸，继而造成草原沙化。
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开荒种地、采金、开矿、挖药、疏干沼泽、过度放牧等活动，使川西北草原这片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成为中国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九六○、七○年代，为了“提高草原利用率”，政府组织民众在沼泽地上开出上千个排水沟，将湿地的水排入黄河，以为这样可以使沼泽变成草场。然而，自然规律并不服从人类意志，“与地斗”的结果，沼泽没有变成牧场，却变成了沙漠。人民网有篇报道说，目前川西北草原可利用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六已经处于高度退化状态。草原上曾经有三百多个大小湖泊，在二十年里，二百多个湖泊干涸。
定居工程不是免费的
一百多万人定居的经费从哪里来？根据《规划》中的“资金筹措方案”，定居工程总投资一百七十六点五四亿元，其中“中央投入七十九点八三亿元，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地方配套四十二点九九亿元，占总投资的二百分之四点三；牧民自筹五十三点七三亿元，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点四。”落实到每户，则“户均投资六点八万元”，其中中央投入三万元，地方配套一点六万元，牧民自筹二点二万元。
但是，到了地方，投资份额却变成“带动牧民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四川省的资料：“阿坝州今年建设定居房一万套，财政补贴一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八亿元；甘孜州今年建设一点二万套，财政补贴一点二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九点六亿元；整个四川藏区今年解决二点二万户牧民定居问题，财政补贴二点二亿元，将带动牧民建房投资十七点六亿元。”到了省里，牧民自己出钱的投资成了主要部分。
四川省的“帐篷新生活活动”为藏区十万户牧民每户免费发放一顶帐篷，“并提供九件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由牧民‘自愿购买’，政府补贴三分之二，牧民自己承担三分之一。十万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的购买，牧民自身投入将达一亿元，拉动投资四点九六亿元。”据四川政府估计，牧民定居计划的实施，在四年内对当地GDP的贡献将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在四川阿坝牧区旅行时，曾问过住在定居点的牧民，他们告诉我，每座定居房政府补贴八千元，其余的牧民自己支付。牧民的投资又从哪里来？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卖牲畜的款项，二是政府贷款。可是，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牲畜，把牲畜卖了，钱交了定居房款，定居后不再放牧，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向政府贷款后，一般每户人家都欠几万块钱，没有了放牧收入，贷款怎样还？
我在网上看到四川若尔盖县政府的“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贷款清收处置方案”，说“广大牧民群众还款积极性普遍偏低，贷款收缴成果不理想”，这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牧民没有了牲畜就没有了钱，他们拿什么还？
定居工程前途堪忧
中共的规矩是，党中央决定了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它正在说自己好，你是决不能批评的。牧民定居工程就是眼下的一项正在说好不能说坏的事情。但是，现在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了牧民定居计划的一些问题，对定居工程提出了谨慎的质疑。
四川省的资料说，“据去年（二○○八年）牧区各县对牧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八三的牧民愿意定居，百分之九十八点一四的牧户愿意出资建房，牧民群众希望早日过上现代定居生活的心情急迫而强烈。”可是，我在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时，见过几十个大小不等的牧民定居点，有的已经建成，却空无一人；有的正在修建，还有的建成了但有许多空置。在青海某县，我在离公路不远的山沟里看到一个大型定居点，足有上百座已经完成的小院，但远没有住满，整个定居点看上去毫无生气。
牧民定居将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样的决策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征求游牧民自己的意见，不能不经过牧区民众的充分讨论和酝酿。然而，从西部各省区到国务院，十几年来没有看到“科学决策”，只看到“拍脑袋”。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牧民定居工程背后“拉动内需”的动机是否确切，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揭示发生在广袤草原上的这一场特殊圈地强拆运动的幕后利益，但是我有足够的现实和常识提出我的担忧，牧民定居工程或许又是一次“消灭麻雀”，又一次“大炼钢铁”，又一次影响百万人一生的文明灾难。
中共执政以来所犯下的决策错误，尤其是执政后荒唐离奇的错误，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源。他们的思路有两个来源：一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农民思路，春种秋收，稳定而确切，于是习惯于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只有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那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发展与进步观，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建立起简单而冷酷的是非判断。这两种思想方法一拍即合，非常适合上一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其特点是，自己以为是好的，就认定对别人也一定是好的。
牧民定居工程的决策和进行，带有这种思维方式的明显特征，前途堪忧。什么时候被迫叫停，我们只需等待，用不了几年就会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