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28日讯】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学校领导组织我们参加了这个运动，我和部分历史系同学被分配到河北赵县停住头村参加该村的整社运动。我们是1960年12月初到达赵县的，县委领导要求我们工作组进村后，将“十二条指示信”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做到妇孺皆知。
赵县在石家庄东南40公里，古代叫赵州，著名的古建筑赵州桥就在它的辖区。停住头村是一个穷村，加上所谓的“自然灾害”，就穷上加穷了。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哪里经历过吃糠咽菜的生活，成天盼着这场运动早点结束，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后来我们背地里开玩笑说，“倒霉就倒霉在这个村的名字上了，让停住头‘停住’了”。
当时最严重的还是粮食短缺问题。1960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压低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千方百计地增产各种代食品。所谓“代食品”是指的树叶、草根、农作物的秸秆、根、茎等。
一踏进停住头村就被这里的贫困、残破景象惊呆了，到处是残破不堪的土坯房子，有的已经摇摇欲坠了就用大小檩条支撑着，社员们个个衣裳褴褛、面容憔悴。有一天我在村里的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的妇女背着一个小孩子，当时正是数九寒天，但娘俩穿得很单薄，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我回到住处翻出我的一件多余的旧棉袄跑回来送给了她，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曾和社员聊过，有的发牢骚说，这村的干部“瞎积极”，粮食这么紧张，还赶着往上级交粮食，人家有的村的干部偷着半夜三更给社员私分粮食。
那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不能丢。”工作组最实际的工作，就是抓好公共食堂，保证社员的口粮定量能吃到每个人的嘴里。食堂每天人均粮食定量是“四大两”，每天两餐，一个小饼子的纯粮食按一两计算，每人每顿饭可以领到两个，凭大队印制的饭票领取。这个大队有四个食堂，一个小队一个，社员手里的饭票只能在本队食堂使用。饼子的成分除当地生产的玉米、红薯、高粱外，主要就是所谓的“代食品”。每当开饭，社员们就拿着各种盛干粮的家伙如篮子之类排队领饭，这些都在工作组的严格监督下进行，严防干部及食堂人员私分盗窃、多吃多占。
虽然我们当时还保持着在学校时的每个月有29市斤的定量，但上级要求我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和社员吃一样的定量。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分在一个食堂，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住在食堂里的土炕上。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也许因为是肚皮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下感到特别冷）。食堂里屋生有一个用土坯垒成的大火炉，昼夜不灭，而且连着土炕，所以感到挺暖和。但夜里也不封火，敞着炉口睡觉，几个月的时间里竟没有发生过一次煤气中毒，这真是个奇迹。
当时我们年轻力壮，一顿饭只有两个掺有“代食”的小饼子根本吃不饱，我和同学就蹲在食堂里吃饭，一面“监督”着大师傅给社员打饭，一面趁大师傅不注意的时候多吃上一两个小饼子——这事想起来至今感到愧疚，深感对不住停住头的父老乡亲。另外呢，我们手里都有些河北省的地方粮票，有时我们就用这些粮票到大队会计那里换点村里食堂的饭票，到别的食堂去领些饼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大队干部搞特殊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每个大队干部手里都有不少这样的“通用饭票”，他们可以用这样的饭票到任何一个食堂打饭，社员对此意见很大，后来工作组把这个“通用粮票”废除了）还有就是趁着到公社开会的机会到街上的饭店“改善”一回。公社的大街上常有偷着贩卖各种纯面的干粮，如馒头、窝头、饼子之类的小商贩，他们把一个一个的干粮摊放在布片上。我记得小小的一个玉米面窝头要价是0.5元，现在看来这样的价格不算贵，但在当时来说这简直是天价了。我记得那时大学本科毕业生每个月才挣50元，一市斤玉米面不到一角钱。所以总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每个干粮都让人们摸得黑不溜秋，看着就让人恶心。我有次实在饿得难受了，就想犒劳一下自己的肚子。忘了是个什么机会了，我摸摸自己的口袋还有几斤粮票，于是走进一家饭店买了一斤粮票的黑红色的高粱面窝头，服务员给我拿了4个，要了一个菜，我竟然一口气把4个高粱面窝头统统吃了下去，不料吃完以后，肚子撑得难受，站起来都有点吃力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我曾听社员说，有的人说是饿死的，实际是撑死的。村里有个社员的老爹眼看不行了，想吃饺子，做儿女的当然不能眼巴巴的瞅着老人就这么咽气，于是用偷着藏起来的白面给他包了两碗白菜馅饺子，没想这个老人把肠子撑破了。
我们这个工作组组长是县信用社的吴主任，他常常板着面孔给我们上政治课，说我们年轻没有参加过阶级斗争，要很好地珍惜这次整社的机会锻炼自己。有次我看大队干部一次一次地被群众批斗有些心软了，想“帮助”他们过关，私自找了一个大队干部谈话，希望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如实地交代出来，争取党和群众的谅解，这件事让吴主任知道了以后板着面孔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一是说我缺少组织观念，不经过组织同意擅自行动；二是缺少阶级斗争观念，现在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我们的脑子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敌情观念。我让他说得有点毛骨悚然，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单独找干部个别谈话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被调走了，代替他的是县法院的宋院长。他和吴主任不同，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白白净净的，鼻子上还架着一个白镜框的近视眼镜。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不太好——盛气凌人，官架子挺大，他从来不去“扎根串联”，经常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而且那姿势让我们看了很不舒服——两条腿交叉着放在办公桌上。他经常在别的食堂吃小灶。他每顿饭吃得很晚，他只要一去，就会从那个食堂里飘出来一阵阵的煎炒烹炸的香味。有一次他大开恩典，率领我们全体工作组成员到这个食堂去吃红薯，他让大师傅给我们每个人秤了4斤。当时4斤红薯顶1斤纯粮，就是每人一顿饭吃了社员两天半的粮食，自然，谁也没交粮票。
整社运动的突出任务是纠正“五风”。应该说，“五风”中的“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在农村的干部身上普遍存在，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在“扎根串联”当中经常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例如个别社员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偷摘了几个地里棒子，大队干部便让民兵把几个棒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到各村游街示众，这种“保护公有财产”的斗争方式使社员颜面扫地，受尽人格凌辱。
通过反覆摸底，我们基本上瞭解了这个村的大队干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命令、多记工分、多吃多占和搞特殊化，例如群众稍有不慎被干部抓住把柄就要被扣工分，严重的还要弄到大队部去进行“辩论”，实际是对其进行批斗；不但大队干部平时作威作福不参加劳动，就连小队干部甚至小队会计、记工员都不干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向他们宣讲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希望他们争取主动交代自己存在的“五风”，责成他们作出书面“自查”。
对问题比较严重而态度又不老实的干部便组织群众“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即对其进行批斗。但这样的批斗会一般很难组织，一是社员有顾虑，因为这样的干部几年来骑在社员头上威风惯了，害怕工作组撤走以后遭到打击报复；二是碍于情面，不肯揭发。许多干部社员之间都是亲属关系，甚至亲上加亲。为了把批斗会开好，我们工作组就要在下边做大量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培训骨干分子”。所谓“骨干分子”就是找村里穷得叮当响、前几年受过大队干部窝囊气的、甚至还有到四五十岁尚未成家的“光棍”，这样的人在村里亲戚少，不怕得罪人。有个叫广训的就属于这号人，据说他家几辈都是贫雇农，他本人曾被干部捆绑过。这个人在当时看来有40多岁，经常穿着一件四处开花的脏兮兮的破军大衣揣着手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我们和“骨干分子”一起学习上级文件，向他们介绍干部的“自查”情况，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和坏干部进行斗争。
在工作组看来，大队干部中态度最不老实的就是大队长了，他每次的“自查”都是哪天哪天从食堂多领了几个小饼子，而且还要说明是大师傅主动给他拿的，对于打骂群众的事他闭口不谈。
一天中午，社员们在大队部门前的小广场上集合。我们“培训”的骨干分子分散在社员队伍里。不知是谁在附近的社员家里找来一张摇摇欲坠的八仙桌把它放在前面，开始我以为是给主持人讲话时预备的，原来不是，它是给这位大队长预备的。开始并没有让他站到上面去，而是站在桌子前面做“自我检查”。他低着头，好像喃喃自语。有个“骨干分子”在下面嚷道：“大声点！没吃饭咋的？”大队长这才稍稍提高了点声调，检查完了以后，带领喊口号的问群众：“他检查的通得过通不过？”下面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喊道：“通不过！”主持人号召社员站出来揭发他的问题，这时从群众当中站出来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我们“培训”的骨干分子广训，他气冲冲地跑到主席台前冲着大队长喊道：“我看你的态度极不老实，站上去！”连拉带拽把他揪到了八仙桌上，然后转过身来对台下的群众说，他的检查完全是避重就轻，打人的事一字不提，去年秋收的时候他让民兵把我捆到大队部一顿好打，直到现在我的这只胳膊还抬不起来，不料他的话还没说完，大队长对他大声说道：“你搞瞎扒，罪有应得！”这话激怒了广训，他转身跳到桌上扇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你胡说八道！我让你不老实！”飞起一条腿将他踹到了桌子下面，大队长顷刻摔得鼻青脸肿，我对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毫无精神准备，不经意地“哎呀”了一声，批斗大会不了了之。
进入1961年的2月，春节将至，学校也已放了寒假，我们同学得到上级批准，拔锅卷席撤离了工作组。后来赵县的整风整社运动情况就不瞭解了。
有些农村干部因为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即使在纠“左”运动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推行“左”的那一套，“培训骨干分子”即是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