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6月11日讯】有人说，土耳其伊斯坦堡塔克西姆广场的地位，相当于“红场”之于莫斯科、“特拉法加广场”之于伦敦，甚至是“维园” 之于香港，“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之于台北。广场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带领将士冲锋的青铜浮雕铭刻着历史，塔克西姆军营的旧址上覆盖绿树、喷泉和鲜花；它不但是共和社会自我表述的象征地标，也是承载了市民精神生活的多元空间，但如今只因政府的毁灭计划，竟成了酝酿全国遍地开花抗争的焦点。作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在这块“小亚细亚”半岛上所聚合的强大多元性，曾让举世称羡，从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基督教文明、鄂图曼帝国的米利特宗教自治和泛突厥主义，及凯末尔现代化极端的“脱亚入欧”，到20世纪末兼备东西方文化的浪漫与深邃，其中文化革新持续近百年，使它可以标榜为伊斯兰世界最有包容性的国家。
令人震惊的抗争
然而自从上月底开始，近十万土耳其民众在塔克西姆广场展开一连数天的激烈抗争，骚乱短短一个周末就蔓延到了土耳其67个省级地区，工会更在4日联合24万人罢工，一天就导致股市重跌10%。
万头攒动的游行民众、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空气中呛鼻催泪的胡椒水和瓦斯、燃烧物弥漫的白烟，将塔克西姆广场的优雅和动人一扫而光。18到30岁的年轻示威群众高呼“独裁者下台”、“塔克西姆无所不在、反抗无所不在！”他们在人行道四周以石块和杂物筑起路障，阻止警方推进，警方则大量使用催泪瓦斯和装甲车粉碎路障，并对被认定为滋事份子的民众以棍棒、拳脚相向，造成大约1500人受伤。
这场名为“占领戈兹公园”的运动，是在“占领华尔街”开始的后一年半横空出世，表面上是因政府不顾民意拆建戈兹公园树立新商场所引起，但对于那些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和的青年抗议者来说，经济新自由主义导向的都市建设，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围绕城市空间的斗争，已在各个族群团体的裂痕之中埋下引信，代表的是更为深远的国族政治和信仰抉择，足以酝酿新一波爆炸性的“土耳其之春”。
安卡拉政府的强硬态度和粗暴执法的作风，吓坏了许多这一次参与社会运动的初生之犊，尤其让他们联想起关于往日鄂图曼帝国的封建统治，那些只能从历史课本上读到的伊斯兰神权哈里发，原来都是自身文化中道地的意识型态遗绪。
文化反噬幽灵
很多传统文明深厚的国家，在独立建国之际，对文化大刀阔斧地除旧翻新，然而传统的力量，总是在受到一定压抑的时候扑天盖地反弹而来，以致于社会在不到百年间，彷佛又回到一世纪前的起始点。过去时代的幽灵总是藉着新一波的民气和“时代精神”借尸还魂，成就了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历史上学不到任何教训。”
土耳其这波抗议浪潮所反应的，正是这种“文化反祖”和对传统复辟的失望。艾尔段上任十多年来，被誉为是继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后，最具影响力的领袖，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施政方向。
艾尔段政府所代表的宗教复兴力量，其实是继承自鄂图曼帝国从阿拉伯世界带来的伊斯兰文化 。它在极盛时期，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统治者被尊为上承真主阿拉和先知的“哈里发”（caliphate，伊斯兰宗教世界领袖）。同时，鄂图曼土耳其的建筑、医学、造船、兵制等等，都遥遥领先欧洲，以高度的文明称雄于世界。
但就像中国一样，当欧洲列强打通新航路，并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的同时，鄂图曼帝国也变得自大、守旧与因袭传统，使之先后败于西班牙、义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俄罗斯，以致成了和满清末年中国难兄难弟一般的“西亚病夫”。
重振民族尊严
在上世纪初，由“青年党”推动的“土耳其版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后，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已彻底无望。幸而有强人凯末尔将军领导的人民革命，避免土耳其一战失败后沦为协约国的殖民地。
在1919年至1923年，四年之间雷厉风行的改革，废除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法律条文，重新立宪和建立共和制度、废阿拉伯文改采罗马拼字系统、废除宗教法庭、提升妇女权利，严格政教分离和全面西化“脱亚入欧”等等，成为重振民族尊严的当世奇迹。
只是在民主制度中，军人干政的弊端明显可见。凯末尔挟着独立战争打下的声望和功勋统领了全国兵权、政权，民主社会所赖以茁壮的公民价值却没有渗透到社会菁英阶层以外的农村和乡下，宗教的力量依然得以透过民主的选票和军事力量互相制衡。
凯末尔1938年去世之后，军方多次靠着兵变瓦解民选出来的伊斯兰执政党，让国家勉强维持着合于世俗宪政体制的运作。土耳其民众盛传着：“当代土耳其政治史的两条线，就是清真寺和军营的角力。”
宗教对抗军事
但自80年代起，伊斯兰宗教教育中兴起了一批人才精英，个个都是关注东西方社会与文化、出身现代最高学府的学者专家，他们足以作为楷模的宗教敬虔和积极参政，带动了一波全面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包含80年代厄扎尔（Turgut Özal）总理任内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的经济改革方案、公务体制革新方案，并在埃尔巴坎前总理率领下，接连打赢了伊斯坦堡和安卡拉两个指标大城的市长选战。
在1994至1998年四年伊斯坦堡市长任内声名鹊起的艾尔段，更汇聚了自己所创见的公正与进步党（AKP）和开明的自民党（LDP），在2002年大选以3分之2多数国会议席登上总理之位。
公正与进步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伊斯兰根源的政党，近十年却是靠着转向中间立场以及注重民生经济而取得稳定执政根基，特别是在健保和住房方面。因此不但得以避免重蹈60到90年代之间的伊斯兰政党被兵变倒台的覆辙，反而在2007和2011两次连任选举中的得票率扶摇直上，达到了单一政党全国半数的优势执政权。
军方势力遭清算
艾尔段自从上任起，就没有停止在台面上下与军方势力斗法， 2004年他和军方于申请加入欧盟与赛浦路斯的议题上就针锋相对，并利用军头内部的不合成功地压制了一次军变。2007年4月，他又在面临军方放话恐吓军变时，采用提前解散国会选举的做法，最后以47%的单一政党得票数，压倒直承自凯末尔军系的共和人民党（RPP）。
2008年，共和人民党掀起推翻艾尔段的违宪诉讼以区区一票之差败阵，强弩之末的军方势力开始遭到大举清算，不但虚位总统的党团位置被拔除，国防安全委员会的名单也被塞入敌阵人物，更失去了高等教育委员会、媒体广电委员会的席位。
数年间有超过330位、相当全国7分之1的高阶将官锒铛入狱或诉讼缠身，猛虎没了爪牙只能退求自保，在2011年7月和2012年更引爆了两波军官退休潮。这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闻，但百姓期待着军人的退场，能够迎来民主健全化和正常化的共和新纪元。
露出真面目
岂料，失去了天敌的艾尔段，跋扈的面貌立刻显露了出来。对外，艾尔段俨然以新的伊斯兰国家哈里发共主之姿，积极地介入叙利亚内战，将边境供作反抗军基地，以推翻偏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甚至在2004年后加入欧盟计划连连受阻后，安卡拉政府对欧盟的态度也渐渐转为不屑。
近几年，欧债危机重挫了欧元区的锐气，土耳其却仗着十年内将人均所得从2800美元拉抬到上万美元的经济荣景，让那些在阿拉伯之春中垮台的中东北非穆斯林国家只能马首是瞻。此消彼长之下，这只“安那托利亚之虎”更远交美国，和欧巴马眉来眼去，在迦萨的以巴边境冲突中成为区域性的掣肘。
然而对内为了增强掌控和推行计划，艾尔段与人民的沟通愈来愈少。叙利亚战火连天，反抗军的活跃和数十万难民入境土耳其东南部都造成民生骚动，也迟迟没有解决。他对库德族独立和自治的要求开了许多政见支票，却阳奉阴违地密谋库德族中的温和派，藉此分化激进的独派势力。他更将媒体当中的异见者纷纷打入黑牢，滥用司法机构，独揽宣传工具。
从一开始讨好逊尼派穆斯林选民，艾尔段将国家“伊斯兰化”的作风也愈来愈明目张胆，日前艾尔段发表执政十周年政绩谈话，宣布已新建了1万7千座清真寺，总计全国清真寺多达9万3千座，未来还将在伊斯坦堡兴建一座大清真寺，以及世界最高的宣礼塔，“全面复兴伊斯兰教”。
人们这才发现，一个在文明认同上属于亚洲而非欧洲的“新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回来了。
新鄂图曼土耳其帝国
藉由将《可兰经》和“穆罕默德生平”纳入学校必修课、广设伊斯兰银行、五星级穆斯林旅馆，还在4月底于伊斯坦堡举办81国伊斯兰学者代表的“公议与集体觉悟”研讨会，在5月出版了指导国民生活行为准则的〈圣训集〉，艾尔段的执政党逐步收拢人民日常生活的选择，包括禁止全国夜间卖酒、禁止空服员特定颜色擦口红、禁止情侣当街拥吻、禁止堕胎等等。
终于在上月底，“戈兹公园”拆迁项目的骚乱迅速泛政治化，成为土耳其反对力量对这个变质政府巨兽的“总清算”。戈兹公园的“爆红”不是偶然；这个座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城市花园不但是伊斯坦堡市中心仅存的绿地，更供应了引爆多股抗争动能的文化符码。
早在还是市长时期，艾尔段就有计划地淘洗伊斯坦堡的欧洲精英氛围，他将许多保守派农村人口移入，把这个1453年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之都“伊斯兰化”，并不断地实施都市更新和改建，使得1400万居民必须在这拥挤的都会区并存。
戈兹公园作为最后一块供市民喘息的净土，不但在过往塔克西姆军营旧址上树立了新的民主自由价值，更是环保人士捍卫的家园。
最后一块净土
军方和世俗派人士，挟带着对国家日益穆斯林化、去欧化与中东化的愤怒，试图阻挡塔克西姆广场未来变成清真寺的下场；土叙边境的古城安提阿也趁势抗议艾尔段，让叙利亚人摧毁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全国大批库德族人不满执政党政见跳票；市民不满自己在都更计划中被当成棋子；在镇暴警察以棍棒、拳打脚踢、催泪弹和胡椒粉对待示威民众后，伊兹米尔、安卡拉街上更出现了大量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社运人士，高呼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
土耳其的民主化虽从上世纪就已开始，但它业已积累的社会发展成果，显然仍不足以平衡各方族群、宗教，和意识型态的撕裂。
艾尔段的统治之路是伊斯兰政治势力生聚数十年教训，斗垮军方而来；他这十年间挟着亮眼的经济数据、外交的漂亮突破，在国内持续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遂行宗教理念和哈里发的野心，未曾遭遇阻碍。然而等到社会多股分歧的力量如压力锅同时炸了开来的这一刻，人们赫然明白，纵使名义上的穆斯林占了全国 97.5%，但在这个国家里，原来大家要的都不一样。
艳丽丰满的舞娘如流水波浪般的土耳其肚皮舞（Gobek dans）、伊斯坦堡的水烟馆、迦帕多加的红葡萄酒，到红遍世界的沙威玛。过去凭藉着对伊斯兰国家的刻板印象而造访土耳其的人，都会对他们眼前所见的感到惊讶，这里的妇女不必蒙面，文化开放，经济成长率高，并且民主选举行之有年。
然而骨子里所见的，是凯末尔主义对伊斯兰化运动、宗教对决世俗、西方对决东方、左派对决右派、农村对决都市中产、泛突厥主义对决亚美尼亚和库德族群分离运动。艾尔段不愿真心接受凯末尔以来所推动的西方宪政道路，转而从土耳其深层文化积载中寻求的权威，却成了一种极权式的穆斯林政治神学，把土耳其带入了发展的死胡同。
近年来，土耳其从一股脑地寻求入欧、一股脑地发展经济，再到一股脑地追寻哈里发，它们所刮起的风潮或许带来了片刻晕眩及麻醉。然而，在戈兹公园的街头政治中得到的意外启示是：纵使人们极力从“土耳其之父”和“阿拉”身上汲取精神资源，但那足以从根本上弥合“小亚细亚”族群裂痕的包容性叙事，早已从这片土地的政治上缺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