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让高文谦觉得跟共产党的缘分已尽，决定著作《晚年周恩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 现居美国）：89年6月3号那天晚上，我和我妻子一块儿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空气中都能闻出血腥的味道来了。
我当时头脑很冲动。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要来看这一幕。我妻子就不同意，拉着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们俩在广场上就争执起来了。
最后是我妻子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不能这么无谓地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就这一句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同意离开广场。
我当时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抬不起头来。很多人带着白布条。人家是往广场走，我是当逃兵了。
写书动因：六四事件
解说：作为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用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人民的好总理”形象。
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
高文谦：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对话，承认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所以我开始写这本书。
解说：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的是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高文谦：从2003年我出书一直到06年的时候，我这本书始终是禁书榜的第一名。
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震惊之举
解说：1994年10月11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个星期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
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这本书引起震怒。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详尽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不那么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更是因为这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讲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其人其事。
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一大批人曾经写公开信、出书，在美国和中国对这本书大加批驳。显然，如果没有中南海的认可，这种高层次、大力度的“反驳”几乎不可能。
中国高层的反应如此强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本书的作者叫李志绥。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二十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 现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贴身医生，相当于总统的私人医生。等于说毛从头到脚的身体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全过程都离不开的。 而且那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跟毛在同一辆车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勿庸置疑。
解说：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面世刚刚四个月以后，李志绥在美国芝加哥的住宅内猝然离世。随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南海回想录》和心中那些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的红墙内的秘闻。
曝光真相 匡正史实
《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高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李锐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3年）；
《改革历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秘密录音（赵紫阳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07年）；
赵紫阳录音：“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
《朝鲜战争揭秘》，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发动朝鲜战争的不是“美帝”，而是中国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沈志华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5年）；
《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揭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把阴谋、“阳谋”一并摆到了阳光下（丁抒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6年 修订本）；
《1959拉萨！》，梳理了中共建政后，藏人和中国官方关系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并非官方口中的“叛乱失败”，而是在中国政府压力下的无奈出走（李江琳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
李江琳：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大昭寺对面的中方机构，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
《墓碑》详细描述了中国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为3600万因饥饿而死的人写下了永远的墓志铭（杨继绳 香港天地出版社 2008年）；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让1966年到1976年那场“十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没（宋永毅 香港田园书屋 2007年）；
《寻访“六四”受难者》使1989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流传于世（丁子霖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5年）。
禁书出自左右两翼
与此同时，这些禁书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寻常人根本无从了解的内幕、黑幕，可信度颇高。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金钟：李锐当然对中共党内的事非常熟悉，尤其对“庐山会议”，他参与了。他当时是做笔记的。他那个笔记做得非常详细。里面涉及到刘少奇、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怎么跟着毛来整彭德怀。他就利用这样一份很珍贵的原始材料写成了一本“庐山会议”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书就非常权威。
解说：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将“六四事件”后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晚年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宗凤鸣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7年）。
金钟：他是赵紫阳的亲密战友。他们在一起抗日的时候，十多岁就在一起打游击。赵紫阳在软禁的时候，其他人都很少、很难去见他，但他（宗凤鸣）可以天天去。有这么个特殊的身份，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和战友，所以他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很多事情。
禁书的作者来自左右两翼，未必都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间中国副统帅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期中共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有中国大陆政坛“左王”之称的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作者），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金钟：香港有一家大风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强。他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相熟。我想有这个背景，才有可能把邓力群的书拿到香港出版。第一版出来以后当然也就很受注意。北京马上发现了，发现后就不让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了，而且已经上市的要收回去。
解说：李鹏（《李鹏六四日记》作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他在1989年“六四”前后写下的日记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后一刻由于中国高层的压力被迫叫停。不过目前在海外，还是有几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流传。
陈希同（《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关键见证人和参与者。
姚监复（《 陈希同亲述》作者、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跟他从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见过十几次，有9次我整理了材料，最后就变成这本书《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从高层到民间，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解说：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言行，政治和社会内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这些禁书成为抢手的热门货。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可以说在香港的所有禁书中间，我认为是第一本。它的销路，它的影响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本书能超过它。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现居美国）：禁书这个概念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望。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最大的差别之一。所以很多人到海外来，除了购买名牌产品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买禁书，而且买禁书比买衣服、手表或者买其它的东西还要令人刺激。
高文谦：我这本书也成为到海外旅游的人买回去，来孝敬他的领导，孝敬这些官场的官员们的一本最好的礼物。很多官员我知道，点名就要这本书。
解说：不管是在中国政界高层还是民间，这些禁书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杨继绳（《墓碑》作者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 现居北京）：我同学在中南海，有主管人告诉他，你同学又出书了。
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因为“三面红旗”制造了全国混乱，造成了大饥荒。
金钟：听说有一次，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会议，有人给他报告，参与这次会议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本李志绥的回忆录。听说江泽民大发雷霆。
内容突破禁区，触犯禁忌
解说：然而，不管是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的另一面，还是内幕、黑幕、“非正统观点”，中国官方都不希望让人们知晓。
高文谦：目前在中国大陆，批毛容易，批周难。因为周本身在中共是一个“道德圣人”。毛自己干的很多事情已经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别人没办法真正面对现实去替他辩护。周的话呢，还希望能维持那么一块招牌。
周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最后的结局都这么惨，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谁还再相信这场所谓中共的革命呢？这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解构力度是非常大的。
解说：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并且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这本书依然被禁。
杨继绳：大陆肯定出版不了。我也是干这行的。如果我是总编辑，给我(这样一本书)，我也不会出版的。要负责任的，不敢出的。
有的地方发文件，比如武汉某个区的区委给教育局发通知。那个通知我看到了，在网上查到了。禁止一些黄色反动书籍进校区，其中有《墓碑》，看到了必须要没收、查处。
解说：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禁书”，是因为它们既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不准流入内地。显然，在内容上它们触及了中国官方的红线。
金钟：这些书一出了之后，就触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人。有些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他们在大陆起码一个权力、一个金钱、经济利益，这些关系是非常要紧的。
解说：杨继绳2012年11月13日为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档案资料，而公开这种长期封存的档案正是信息公开化的开始。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局不愿看到的。
高文谦：苏联的巨变就是从公开性开始的。而中共在历史上对人民、包括对它自己人所犯下的这个罪孽远远超过苏共。因此一旦解构的话，一旦公开出来的话，它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
中国禁书 由来已久
解说：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行动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禁书。
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与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读者。斯诺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为中国的红色革命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问世，反响热烈，曾经多次再版。
1949年以后，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是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美国朋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不止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一直迟迟没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内部发行，以便配合斯诺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中共建政三十年以后的1979年，在《西行漫记》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已经作古之后，这本书才与中国读者公开见面。
1962年，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出版，书中主人公刘志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使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东躲西藏的中共红军主力得到了落脚和喘息之地。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救中央”。
刘志丹于1936年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写了这本小说纪念他。不料毛泽东却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指责这本小说要为“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翻案。高岗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在随后的整肃行动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6万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至死。
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当年曾经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卷入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
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中国出版。作家张正隆正面刻画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国元帅林彪。
高瑜 （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现居北京）：他采访了很多“四野”的人。他把林彪处理成一个战神。机智、果断、冷静、稳健，甚至有拿破仑那种痴迷于战争的个性。
解说：《雪白血红》一书在市场上热销，却引发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不满。
高瑜：首先就是林彪在东北的一个对头彭真（前中国人大委员长），委员长说话了。他跟他秘书说的，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高明吗？”
解说：接着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
高瑜：王震拿手比着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者留下来有什么用？”
解说：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直接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高瑜：他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这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
解说：1990年，《雪白血红》在中国大陆被禁，其作者张正隆一度被逮捕。
“言论与出版自由”形同虚设
解说：几乎就在《雪白血红》出版和被禁的同时，中国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卷入“六四”事件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
鲍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现居北京）：我下来就问：“这里是不是秦城？”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第一个人说：“我是监狱长。”那么我就在秦城住下了。
解说：在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一纸“红头文件”，剥夺了14个人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作者，前《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叫作《关于停售鲍彤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时间是89年9月2号。这个时候鲍彤和我，我们都已经是在牢里了。
它的第一条就是“鲍彤、金观涛、戈扬、苏绍智、张显杨、李洪林、任畹町、曹思源、戴晴、于浩成、高山、刘晓波、王若望、阮铭等14人的个人作品一律停售。”
“凡通知停售的图书，严禁在市场上流通，严禁黑市倒卖，违者将从严惩治。请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检查和管理。第六条，以上通知不公开，不报道。”
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中间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还是不能出版，既不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原则上也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社原则上也不接受我的书。我也不能到大学或者正式的机构去做演讲，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
高瑜：04年的9月19号，胡锦涛接了军委主席。闭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实际上就是他的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所讲的，就是要管好意识形态。要怎么管？就要严防死堵，就要像防洪水猛兽一样管好意识形态。
北京整肃了三个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三个出版社一共整肃了几本书呢？人文比较少，就是一个《中国农民调查》，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加起来这三个出版社封了70多本书。
解说：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 - 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张东荪，哲学教授，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51年，他被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机密，被免除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1973年死于狱中。
戴晴：告诉你们，你们全在如来佛掌中。毛泽东自己说的，都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指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40年代以来的命运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
解说：这本书出版后，有位出版中间人想在大陆出版，找到了戴晴。
戴晴：他先跟我商量，咱们能不能删点儿？我说不能删。他说，能不能改个题目？我说不能改。他又问，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说，可以。他说，那咱们用谁的名字啊？我说，曾经我编“张东荪文集”的时候，用过我妈妈的名字。如果咱们接着用我妈妈的名字是可以的。他就很高兴。他已经找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跟他说了，你把那个作者的简历传过来。我妈妈101岁。这个101岁的人的简历也给他传过去了。什么都做好了，最后跟我说，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话，还是不能出。
香港：从文化沙漠到禁书乐园
解说：由于中国大陆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出版社。
香港，1842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不受中国的管制。
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然享受着“一国两制”下的出版自由。
金钟：香港很早以前，曾经在一段时期都被人称作是文化沙漠，说这个地方高楼大厦，人来人往，万商云集，都是做生意的。
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无法出版或者不能完整出版的禁书，一批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历史类题材的香港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在中国近年来的禁书当中，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被禁的以外，多数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余杰（作家《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 现居美国）：就连他（邓力群）这样的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后来写的回忆录也只能放到香港出版。而他自己当年做宣传部官员的时候，他说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反华读物的基地，但最后他的书也放到香港，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
解说：香港，这个曾经的“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称之为“禁书乐园”。
禁书作者和家人遭受查禁压力
解说：对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国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对简单，勒令出版社停止发行，书店下架。而对于在海外出版禁书，中国则采取了其它措施。首先是对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压力。
金钟：比如我说的这个宗凤鸣。他本人也是老干部。而且三八式的。当这本书正式交给我们出版的时候，北京当局有关部门就找他（宗凤鸣）谈话，一直到最后出版的那几天很紧张，公然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休养，避开有记者去找他，怕把事情弄大。
姚监复：最后是由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国防科工委找宗凤鸣谈话的。那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副主任就说：“你写赵紫阳这本书，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反革命。这本书不能出。”
金钟：但是他坚持，不退后，不放弃。如果他放弃，他给我一个电话，我就不会出了。
解说：2012年，姚监复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整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
姚监复：这是一个96岁的老人，75年党龄。他说，看来要重复毛泽东1940年代的承诺“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要废除一党专政。
姚监复：这本书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的时候，上面新闻出版负责人找了给我发工资的部一级的单位，再找小单位领导正式找我谈话了，说，“姚监复，你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鲍彤的儿子出版，不准出版。”
我的回答是，作者不是我。我没权力决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党员，你们上级有什么意见要我传达，我可以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作者或者出版单位。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是谁、为什么不让出版，我好传达。
他们如实地把我的意见反映给上面。后来他们说，怎么能给书面文件呢？给了书面文件，那胡绩伟不会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
第二次谈话说，如果这本书出来，我们将按照扫黄打非的办法处理，就要当非法出版物。不准姚监复替胡绩伟赠送、传播、散发。
国家暴力机器用于查封禁书
解说：作家余杰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触怒中国官方。余杰被迫远走异国他乡。
余杰：当我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威胁、恐吓我，他们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成员，这些国保的官员甚至会从北京飞到我的老家四川，找我的父母，找我的弟弟，找我的姨妈等很多亲人谈，希望他们来向我施加压力。
解说：在中国的施压手段中，国安、国保的介入已经司空见惯。
余杰：到2004年胡锦涛时代以后，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严厉程度急剧升级。介入到新闻出版的，不仅是原来的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一些机构，甚至像国安和国保这样赤裸裸的暴力机构，它们也直接地来介入。
解说：余杰曾经试图与警方理论，对抗这种压力。
余杰：我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2004年的冬天，也就是胡锦涛接任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全面权力的时候。并且我第一次就跟他们谈，如果是宣传部来找我谈，我愿意跟他们谈，比如我的哪个观点错误了，我的哪本书有问题，我愿意来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当局所派出的是一个警察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非常不愿意跟你们这个部门来谈。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个作家，由你们这个部门来跟我面对面地谈，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这种荒诞性，这种对法制的践踏。
解说：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警方的暴力。
余杰：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我进行传唤，把我带到警局，赤裸裸地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要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扔进监狱，一直到他们把我绑架到郊外，进行毒打，甚至直接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等等。
新闻出版的控制到胡锦涛时代变成这种暴力维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原有的控制方式以外，“胡温时代”加入了新的用国安和国保，甚至最后演变成这种非常残酷的身体折磨，这种酷刑折磨。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解说：姚监复所著的陈希同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国警方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姚监复：31号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31号上午是找陈希同，让陈希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出版这本书。
第二路大军是压到我那儿，连机关的领导大概5、6个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发一个E-mail给鲍朴，封存这本书。我说，第一，你们没有看这本书。你们现在就叫我封存这本书。你们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我说，陈希同现在还认为“六四”应该是制止动乱的。他反对动乱的。我说，这样的书你们为什么不让发？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第二，我说封存香港出版社的书是不正确的。香港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能下命令让他们封存起来呢？
但是他们不走，一定要我写这个。我们单位领导也劝我写一个。我说，我考虑一个钟头。我想了一下，可能还得这样，不然他们又不走了。
最后我说，我同意写一个，由我们机关发给鲍朴的，就是此书暂缓发行，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然后我就到鲍彤家去了。
鲍彤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鲍彤，要鲍彤必须打电话给他儿子鲍朴，要他封存这本书。他的电话不准给外国打的。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鲍朴联系。鲍朴打电话回来。鲍朴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
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鲍朴说，没办法，已经到零售点。但是我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你们拿走。
四路大军，一天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6月1号，香港和全世界都知道了。最主要的内容各大通讯社发表了。
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
解说：在海外，禁书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金钟：另外还有一些人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觉交个书稿给我们，公然大陆的公安还是国安就知道了，就找这个作者去喝茶，去谈话。
余杰：无论我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人在美国的时候，当我跟香港的出版机构、台湾的出版机构谈出版的过程中，中共的情报系统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相信我的电邮、我的电话这些在美国也不是完全保密和安全的。
他们也会去找香港的出版社直接施加压力，比如像出版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他们的负责人鲍朴先生，他从香港到北京去探望他父亲的时候，这些国保的官员就会找他谈话，希望他放弃这样的出版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给这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发送有毒的电邮，来破坏他们的电脑等等（手段），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何频：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和信息管道，譬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就知道我们要出这本书。我那本书还没有决定出版。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譬如以前高文谦先生的书《晚年周恩来》。我跟高文谦先生刚刚认识，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要不要出这本书，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高文谦：中领馆的人来给我打电话，纽约总领馆的人，约我来谈，想买断我这本书。
解说：这股力量甚至伸展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学。
高文谦：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邀请我去，给我提供一定的财政经费，支持我写这本书。我刚一去，大陆那边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来做工作。
然后还通过资助我的那个哈佛教授，那时候是Fairbank Center（费正清中心）的Director（主任）傅高义先生。一个是熊光楷，当时是副总长，主管情报，经常到美国参加中美情报对话；还有一个所谓江泽民的智囊、社科院副院长刘吉。这两个人都分别跟傅高义打招呼，甚至于给傅高义送各种书，包括秘书怀念周恩来的小册子。潜台词都是你不要再帮助（高文谦出这本书），所以后来哈佛（大学）就把我的经费给断了。
禁书百禁不止
解说：然而，尽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
何频：我们不会受制于这样一种压力而不去出书。与其说给我们压力，不如说开放自己。当你自己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的时候，那么必须有我们生存的条件。如果中国大陆开放新闻自由了，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在海外的出版行业，也许我们就回中国去了，也许我们就退休了，不从事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解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
“自从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
“娴很害怕，……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要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解说：《晚年周恩来》出版的背后，也有一个作者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故事。
高文谦：我妈妈在“文革”中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的现行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七年，出来的时候是精神分裂症。他们说，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我们不希望她现在再有什么磨难。这种警告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的妈妈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作为一个儿子，我不能在她晚年去尽孝。中国人讲话嘛，父母在，不远游。我在海外，没有办法。
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回去（中国）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那时候我跟我母亲通电话。我妈妈那时候已经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妈妈说：“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我连我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从西周统治者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1474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审查制度，到1559年颁布《禁书目录》，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一帆风顺。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在中国，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四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官方仍然在强力禁书；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出书、呐喊。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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