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的大街，明媚的阳光投射在城市中心区一幢幢破败的高楼大厦上，绝大部分窗户的玻璃都已经打破，黑洞洞的窗口里不知道会有些什么，玻璃幕墙脱落，外墙在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下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许多房屋门已被拆掉多年，内部金属结构全部洗劫一空，只能从外形上看出这些房屋昔日曾经是奢华的住宅，建筑物之间植物毫无约束地疯长……这是哪里？这是底特律，昔日繁荣的美国重要港埠、世界汽车工业中心和音乐之都，今天人称“美国鬼城”，市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可望创造美国最大的地方政府破产案例，该市城区那些被木板和栅栏封死的建筑已经成为城市探险乐园，城区中心地带伍德沃德大街（Woodward Avenue）周围6个街区在城市探险爱好者眼中诱惑力尤其强烈，更有一些艺术家专程来到这里的废墟中徜徉，寻找灵感。
沦为“鬼城”的不仅底特律城区一地，同样的景象也已经程度不等地出现在美国的布法罗、德国的莱比锡、英国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俄罗斯的伊凡诺夫等城市，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景象？答案是很有可能的。尽管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不少学者将城市化列为中国经济未来最大驱动力量而寄予高度期望，政府也已经将城镇化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但“鬼城”的命运同样未必没有可能落到一批中国城市、至少是他们的某些城区头上。实际上，除了玉门等一些资源枯竭的老资源型城市已经明显衰败之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某些城市的某些局部已经出现了“空城”景象。
“空城”问题近20年前就开始露头了，当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领导急功近利，过于关注为自己创造“政绩”谋求升迁，以至于他们所力推的大型工程项目荒废。本世纪初因腐败被执行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当过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他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常对下属们说阜阳是中国第一大市，人口1220万，比当时的上海还多20万，他这个阜阳市委书记丝毫不比上海市委书记弱。为了实施他的“大都市”计划，王怀忠在阜阳力推上马了大电厂、大油田、大动物园等一批大项目，其中1995年动工的机场扩建工程圈地数千亩，历时3年方才建成，投资从预计的6000万元追加到3.2亿元；而当年跟阜阳一同申请建机场的江苏南通市，在一个方案、一个图纸、批文几乎同时下达的情况下，飞机场不到两年就完成，耗资近1亿。更糟糕的是，由于客源严重不足，扩建后的阜阳机场勉强营运一年后就被迫关闭，成为野生动物乐园。而为了建设这个“野生动物乐园”，当年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机场建设费。从机场扩建工程动工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便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给基层组织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以至于某乡镇发生了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怀忠对此不闻不问，直到飞机场扩建工程完工，他连扩建机场的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
在“城镇化”被提到了前所未有地位的今天，中国的空城现象又有了新的更大发展，空空荡荡的小区在全国许多城市已不鲜见，更出现了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这样整个城区建筑和园林苑囿豪华却荒无人气的“鬼城”。而这类空城之所以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又是持续10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的产物。正是持续的房地产牛市中，不仅房地产业界，整个中国社会都形成了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和观念，房地产开发商、银行、政府、拆迁户等有关各方的基于上述观念而采取的行动最终造就了一批空城。
就开发商而言，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使得他们更有勇气大手笔借贷和投入，银行业基于同样的预期而更容易核准对开发商的贷款。同样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和“土地财政”的现实，政府有着强烈的内在冲动去铺开新摊子，建设新城区，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动本城市扩张，以至于形成了百城竞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奇观。不可否认，中国的官员们普遍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即使贪腐官员们也不例外，许多人争先恐后扩张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抓住时机实现地方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想法，担心错过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许多官员和学者也从节约用地等角度出发真诚地主张发展大城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财政“钱景”至少是驱使政府投入新城区建设的最强大动力之一。
人口逆转与过度城市化
不仅如此，在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人口结构变革可能造就一批底特律那样的中国“鬼城”。中国人口已步入老龄化阶段，致使国家总人口在达到某个高峰之后猝然转为快速减少，而国家总人口一旦转入下降，今天过度的城市化将使得届时日趋减少和衰老的人口不足以填充业已建成的城市设施。事实上，由于出生率下降、支柱产业衰退等因素，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中小城市乃至昔日大城市和村镇已经陷入人口萎缩而无力自拔。日本许多村镇现在只剩少数老人，未来可能不复存在，美国堪萨斯州和南、北达科他州青壮年人口几乎荡然无存，堪萨斯州有些城镇祭出赠送土地的招数，力图挽留人口，但仍难言见效，欧洲生育率下降已经越过维持人口规模不至绝对减少的转折点，东欧和中欧某些地区的衰败甚至使得这一地区野生狼群重新出现并不断扩大……底特律不过是人口减少、居民区衰败的最典型代表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受20年来众多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特别是东部大城市的景象所欺骗而过度乐观，因为1990年代以来民工蜂拥涌向东部打工固然有一部分是正常城市化的结果，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和县域、中西部本土经济凋敝所致。鉴于解放前旧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沿海和大城市片面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新中国历史上曾经高度重视缓解区域发展失衡，在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之间均衡配置经济资源，一批地方国企和集体企业（起源于1960~1970年代大力发展的社队企业）成为地方经济的骨干，容纳了大量就业，形成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但前些年由于进口货物、服务和外资企业（他们往往得到了政府片面的优惠政策扶持）竞争，也由于国企改革措施的某些重大失误，农村和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方国企和集体企业1990年代后大面积破产关闭，新增劳动力不但在本地无从寻找合适就业机会，反而要与本地破产倒闭企业员工竞争沿海地区就业机会。虽说各区域发展完全同步不太可能，但以农村和县域、中西部本土经济凋敝为代价造就东部局部繁荣，这种繁荣注定不可能持续，在道义上也不应持续。
今天，农村和县域、中西部本土经济一度的凋敝面貌虽然已经改变，但许多不过是单纯的消费支撑的浮华而缺乏可持续的生产性产业。而且，这种难乎为继的转折点到来可能会比许多人所乐观预计的要早，因为素来是剩余劳动力源泉的广大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枯竭迹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部课题组前几年调查过中西部几个民工输出大省的成百个村庄，当时发现这些地方人口结构犹如经历了战争，见不到19岁至39岁的男人；现在，民工荒已经从东部沿海蔓延到了中部不少省份。
政策歧途
不仅如此，某些当下热门的“发展经济”和“改革”措施未来有可能加剧中国“鬼城”问题。如数年来不少大城市热衷于发展所谓“总部经济”，其实当下炙手可热的“总部基地”本质上不过是国内离岸金融中心，是利用低税率优惠吸引大型企业集团将其总部名义上注册在这个那个“总部基地”，然后通过企业内部转移定价将账面利润集中到总部账上，享受总部基地的税收优惠。在这种安排下，设立总部基地的城市和大型企业集团固然实现了短期的“双赢”，但代价往往是这些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所在地付出了资源、环境、人力，却得不到相应的财政回报，从而发展滞后。设立总部基地的大城市固然短期内貌似受益，但他们将由此设立过多的设施，一旦遭遇产业结构调整、总人口下降等冲击，他们将面临更严重的“鬼城”问题。
又如城市住宅用地权期限问题，这些年流行的观点是攻击70年使用权，主张到期自动续租，甚至主张土地私有化。由于这些主张常常打着“维权”的旗号，所以颇能吸引一些人。其实，我们深入思考就可以发现这种主张未必真正符合居民公利。因为中国人地关系决定了多层、高层公寓是中国住宅的主流形式，而这些住宅楼不可能长命百岁，大多数不到70年使用权期满就需要大修，甚至彻底拆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居民区和整个城市面貌常新，活力常在。但这些住宅楼住户如果分户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太长，甚至永久，那么届时的改造将遭遇巨大困难。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必过度指望住户缴纳的住宅大修基金，如果物业费收缴都是难题，这笔费用的收缴只会更困难。给予住宅楼住户名义上的土地永久使用权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一幢住宅楼的数百住户共有的这块土地假如平分，任何一户都不可能单独在瓜分后的几平方厘米土地上盖房居住。
在广大居民强烈主张下，北京等城市一度推行“民宅禁商”规定，但为时未久就被某些热衷于“维权”人士抨击为侵犯《物权法》之类权益而被“纠正”，某些舆论工具也为此大肆宣扬。但即使不考虑准许民宅商用本质上是屈从于通常政治游说能量较强商户的利益而侵犯了纯住户的权益，有失公平，民宅商用也只会加剧住宅楼损耗，导致上述问题提前到来。
过度发展大城市也可能加剧未来的“鬼城”问题。在人口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对于同等数量的人口减少，空置的住宅等设施分散在众多小城镇，相对容易消化；如果人口减少集中发生在大城市，容易通过居民自发地搬迁而导致空置设施集中在一片区域中，从而形成“鬼城”。届时很多现在正闹哄哄建设的“国际大都市”会是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