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
1943年，中共长江局情报负责人潘汉年、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来到南京，希望与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商谈联手夹击重庆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事宜，结果遭汪精卫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共产国际决定大幅提升工人在中共领导中的重要性，在苏联的安排下，大批工人暴动分子偷渡到莫斯科成为中共六大代表，“酒糟鼻、一口金牙、九个手指”的向忠发，凭藉其工人身份，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此，周恩来称中共六大是“暴徒一大堆”。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因此被捕，随后叛变，两天后即被枪决。1972年周恩来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临时支部
“临时支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湿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延安整风
脸皮
1959年贵州饥荒，农民剜梧桐树皮充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周林在视察见到被剜去皮的梧桐树时说：“剜树皮就是剜我周林的脸皮，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当得知遵义已开始动用国库粮救灾时，周下令将已经下发的粮食归还国库，说：“今后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随后全省开展“反瞒产运动”，以捆绑吊打的方式收刮农民的余粮，仅湄潭一县就活活打死1,324人。至1960年，贵州全省饿死一百余万。对此，周林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贵州兴办农村公共食堂，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出现非正常死人情况……得知湄潭饿死人后，赶到现场救灾，结果发现当地公家粮仓有粮食，农民们饿死也没去开仓要一粒米，我们的群众太善良、太老实了！
互不侵犯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后斯大林命令中共联系日军及汪伪政府，商谈相互协作事宜。1943年中共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随后，中共高层与日军高层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江青的辩护
1980年特别法庭指控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对此江青进行了辩护：“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这怎么能说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照你们说来，文革十年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本事，怎么会坐到这被告席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