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拍“苍蝇”，还是打“老虎”，都治不了腐败！因为“苍蝇”、“老虎”是已腐之果，而非结出腐果的毒树。须知：不是腐果上长出毒树，而是毒树上结出腐果。别指望毒树能结出绿色果实，要知道，果实不是自结！凡事实或结果都是既成的、已经的。所以：拍蝇、打虎所打的只是已经之果。习近平反腐的秘奧就是炮在马后，打不着那只要结果就必腐必败的毒树。密秘在于：“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祈施句，使党先验地超越在认识之外，永远成不了理性的对象！永远不能被认识，永远不受检验。共产党才是那只要结果就必腐必败的毒瘤，毒树！因而，清除腐败的法则只能是----
把五毒俱全的毒树连根拔出，焚之烧之！
老匹夫的英明就在于发现：不是腐败亡党。而是：党乃腐败之母！
要社会气象的阳光吗？要社会的透明吗？路只有一条：灭党！无论是陈涉、吴广起义，还是戈尔巴乔夫对党机体的《新思维》，或是聪明人唠叨的“党内民主”、“政改”，最终的结局都必须完成共产党的寿终正寝。老夫敢牛：没有共产主义的政息就决没有腐败的清除！
老虎、苍蝇都是被造成的，是果而非因。因而说：腐败分子不是腐败，而是被腐败！
公理：任何结果或事实都必有原因！
任何结果都得先被规定而后有成。因而任何已经的事实或后果都包含着它的“所以既成”。如同产品的型状来自范摸。共产党的反腐却只指向“已然之果”而未究其因。共产党的“反腐”从未想，也就从未对着“所以腐败”。其实，对腐败分子所能做的只是惩办，并非对腐败的治理。治理是正本清源。所以，治理腐败就是弄清并铲除那发酵腐败的菌种及温床。中共的反腐只是挑几个撞了流弹的分子装装样子，堵堵嘴巴。从来没想去弄清“什么是腐败的正宗真源”？哪是只要结果就必腐必败毒树？中共的反腐所对“只是腐败之树结出的果子”而非“所以腐败”的原因，就只能沦为装腔欺世，贼喊抓贼。
“正”什么本“清”什么源？
答曰：正“人就是自已的本，因而就是社会之本”，清“共产主义文化是腐败之源”！
首祭“共产党腐败”的是陈云，83年春节与民主党派人士的谈话。从那时共产党就开始了它的神圣而又庄严的反腐闹剧。当然是越反越腐败，越打越更上层楼，腐败就壮大到今日这种前扑后谜、青出兰更胜兰的郁郁葱葱大景观。共产中国的腐败画卷不只历朝历代所望尘，于人类史上也是空了前绝了后的一帜独树，绝无仅有。所以老村夫断喊：
“反腐败”回答的应是：何为腐败的源头？共产党为什么反不了腐败？这才是历史的进程自身提出的任务！这个洞壁的凿穿就是：
不是腐败分子造成腐败，而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所结的只能是腐败之果。
因为----是人的存在在先，社会的形成在后。但社会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的存在所不能逃避的条件与背景。其关系就返转过来：做为人的存在背景的社会在先，任何人都不能避免一出生就落在社会背景中。社会背景是染缸，人是“被染之物”。人人都得在社会染缸里浸泡、薰染，而后才能成为“有行为能力的”成品人。所以社会环境里有什么品质，落在这个环境的婴儿就被薰染成什么品质的人。请看----
辽宁省台安县王显风一下生就落于猪群，结果就成了人型的猪，被救后由特级教师姜玉香收养、观察五年，九位不同学科专家从不同领域来恢复她的智力与人性。到现在她也只是接近人的水平，还常常猪性大发。68年萨尔瓦多发现一野生男孩，能攀能登，能跳能跃，特别是掷投十分准确；70年美国加洲发现与世隔绝的女孩，13岁，不会站立，不会说话，不会控制大小便，科学心理学家对其研究七年，发现语言的关键期到三岁；54年与72年印度两次发现狼孩，已完全狼性……
有记载的动物收养的该子有43例：这些记载证明：由哪一类动物所收养就成为那一类动物。森林男孩和与世隔绝女该的成长背景不在任何动物群，就没有任何动物的动物性。这些孩子都被科学所追踪、观察和人性恢复，但没有一例能完全恢复到常人水平。这说明了什么？
初生的儿并无心灵，人的心灵是由存在环境规定、塑造而成。
人的品质无不来于借以存在的背景----社会。有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就产生什么样的品行的人。因而说腐败的并不是人，而是那规定、塑造人的心灵的文化。人是被动的落在染缸里：任凭染缸的浸泡，毫无招架之力。染缸朱则所染之物红，染缸墨则所染之物黑。待人有招架之力时，人格品质已经形成。因而其反证就是：若社会呈现腐败，就证明那规定、塑造心灵的资源是毒菌，制度是毒缸。从社会的腐败事实里所能还原的就只是----
腐败是共产主义文化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即“腐败是共产主义的本性”。）
或曰：腐败是共产主义文化的原本的构成成分或组织要素！
什么是“质的规定性”？
质的规定性就是任何事物所以为该事物，又有别于他事物的固有的属性或方面。
山是山，川是川，人是人，没有人会把山认成川或把川认成山。何哉？因为：凡山必有山的规定性，凡川必有川的规定性。这座山与那座山不同，是因“这座山有这座山的特殊的规定性，那座山有那座山的特殊的规定性”。但只要是山，不管是这座还是那座，是资本主义的山还是共产主义的山，都有山之所以为山的最一般的规定性。虽然这条川与那那条川不同，是因这条川有这条川的特殊的规定性，那条川有那条川的特殊的规定性。但只要是川，不管这条还是那条，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川还是共产主义的川，都必有川之所以为川的最一般的规定性。没有山之所以为山的质的规定性，就没有山；没有川之所以为川的最一般的质的规定性，就没有川。故而人有人的质的规定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东方人有有方人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但不管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不管是资本主义的人还是共产主义的人，都必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一般的质的规定性。一切事物，若没有其所以为该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就没有事物。
何为事物的构成成分或要素？
凡事物就可被区别，为什么？就因事物各有自己的构成与要素。所以凡事物就必是某种或某某种，只是事物而不属于某种或某某种的事物，是没有的，不属于某种或某某种就无从区别，无从知识。某种或某某种就是其特有的构成：方必为直角，圆必为360度；水必由两个氢分子与一个氧分子；人必由血、肉、骨，理性……任何事物若没有自身的构成，就不成其为事物。所以事物的构成或要素是一切事物所不能避免。事物如何构成是其本己的、固有的，不能染指的性质。如遭到染指，事物就不复存在，至少不能再作为该事物存在。因而，事物的构成或要素，就是一事物成其为该事物，而别于他事物的不可动摇的根据。
“共产主义、共产党”也是事物，因而“共产主义、共产党”也有质的规定性和固有的构成要素。
那么，“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质的规定性或固有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呢？
在“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质的规定性或固有的构成要素里，先天地包含着“必定腐败”这个趋势。若没有质的规定性与固有构成要素，就没有事物。因而，若没有腐败的必然性，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因而----
腐败是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最一般的质的规定性。
腐败既是共产主义做为制度，共产党做为特殊政治帮派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规定性，就清除不了。若当真清除，不论是由谁或由什么力量来清除，即便是习近平来完成，共产主义立马就不再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也就立马不再是共产党！公理：有什么样的“实”，必有什么样的“名”（“名”即反映思想的形式，“实”即被反映的内容）。所以，当实际内容的质的规定性已经自新，它的形式也必同步完成。所以----
更旗易帜势不可避免，更旗易帜是共产主义实践的必然归宿！不会有一例例外。
更旗易帜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何为固有？固有即除非不是该事物，除非不存在，只要它是该事物，它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具备的。除非不是共产主义，除非不是共产党；只要它是共产主义，它是共产党，腐败就既不能避免，也不能清除。就是：腐败是构成共产制度或共产党的机体的构成要素。若没有这些构成，就没有共产党的机体。
固有还表示：不是学说的创立者或领袖或内部势力把腐败带进党的机体；不是因实践中路线或政策的错误；也不是外力强加到党的机体（如共产党说的“资本主义或剥削阶级的腐朽文化的侵蚀”）。而是只要共产主义，只要共产党，它的机体就不能不含的成分。没有这种成分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或共产党。老村夫掷地有声地宣告：
共产主义必须也只能靠了腐败才能运转，共产党必须也只能靠了腐败才能存在。
腐败是共产主义制度得以延续的动力，腐败是共产党得以存在的血脉！
没了腐败，共产主义会因失去能源而解构，共产党会因失去血液而枯亡！
指出“共产主义或共产党也是事物”。意思是：它在那里，可为感官所面对所觉知。即它是人所可触及的本体，腐败是它能够做为本体的要素，没有这个要素就没有共产党。正象没有氢或氧就没有水；没有血、肉、骨与理性就没有人一样。若把“腐败”从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机体里剥离，共产主义就不能做为制度，共产党也不再成其为帮派。这是因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做为一种制度，但制度既经运转，就膨胀成为有自身规定性的文化。当然，制度也归属文化。但二者比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机械性，比之文化是硬件。而文化却无边无沿，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是软件。因为----
“文”表示的是符号。文化表示的就是：人的存在使世界符号化了，可用符号来认识。
人通过符号（语言）来反映世界，认识世界。反映与认识都以知识或能够知识为前提。人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其生命的。因而人就是知识存在物。试问：
“共产主义”是不是一个储存思想的符号？
若是，那么思想就储存在“共产主义”这一符号里，而非储存在马克思的脑子里。所以不管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或驴克思，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或中国人……只要有人创立“共产主义”都必用同一个符号，所包含的就是同一个思想。可见：共产主义制度必定腐败不是始于被创立，而是根植在这个思想矛盾里，思想储存在符号里。所以说除非不创立，只要被创立，不论谁创立，也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国度，什么民族，用什么语种来创立，所用的都是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所储存的就是这个思想，都包含着必定腐败！或说：不管用心是善是恶，都必腐败。因而说实际的共产主义的腐败，不是马克思的故意或无意的错误，不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齐奧塞斯库、金日成、金正日……等等恶棍们的个性影响，当然恶棍们的个性也一定发生深刻影响。但领袖个性所影响的只能是制度的具体的，因而个别的外貌，而非最一般品质。做为特定文化，共产主义就是先天罪恶，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共产主义”符号所储存都是同一个思想矛盾，无解的思想矛盾的运作就是腐败。
苏共的统治有苏共特色，东欧有东欧共产党痕迹，朝共有金家祖孙的血统；毛有毛的个性，邓有邓的人格：江表现为人妖式的张扬，胡则朽木竖子无作为……这些都是实际的、具体的偶然的、个别的，是外貌，而非共产党的最一般的品质。所有共产党国家无一不残暴，无一不铁幕，无一不灾难，这才是共产制度的最一般品质，即质的规定性。可证：质的规定性不来自领袖的个性，而是深植在“共产主义”这个反映思想的符号里。
老村夫理论的独到就表现在：发现并揭示了腐败是共产主义之作为文化或制度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告诫是：腐败既是共产主义之作为文化或制度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那么，谁都别想把腐败从共产制度里剥离出来。因而：只要中国还处在共产主义这一特定文化下，或是：只要共产党还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那么腐败就依然长盛不败，社会就依然两极分化。反腐之对于国民来说就只能望洋兴叹。对习近平来说就只能盲汉空谈。共产党就依然血盆大口，磨牙吮血，吃人不吐骨头。
基于这一原理，我们得出的揭示是：
（1）清除腐败与走出共产主义牢笼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2）埋葬共产党是扫除社会腐败所必须的条件！
(原标题“苍蝇、老虎”都不是腐败，而是腐败之果。是被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