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这篇文章马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影响在德国社会持续蔓延。
《时代周刊》是一份在德国社会文化精英中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周报。这篇题为《下单订购心脏》（Herz auf Bestellung）的文章用一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并措辞犀利地对欧洲部份与此事有染的医院和医药公司提出道德指问。文中不惜笔墨地介绍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证明中国大陆医院和劳教所、监狱系统运作，专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
北京一被删微博引出向西方医界的质问
北京一律师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的微博上透露，一死刑犯被迅速处决，尽管高院已经发出重新复核审查案件的通知。然而此犯人的器官有人等着用，为了牟利，医院迫不及待地“在器官最好的状况下”把它掏出来了。“良心泯灭的法官和医生把医院转型为执刑场，转型为器官买卖场。”此律师在微博中这样控诉。这条消息一天之内就被转发一万八千次，半数人作出评论。然后就在互联网被迅速消失了。
“一个人必须死得及时，才能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这只有在中国移植手术系统下才能以进步、金钱的名义发生”，《时代周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文中同时透露中共活体摘取犯人的器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出售杀人获得的器官赚取西方病人钱的同时，中共也把西方药厂拖下了水：“西药厂商把免疫抑制剂投入中国市场，并且为移植手术作出研究。做试验研究所用的器官极有可能来自死刑犯。西方医院和医生对中国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却从来不提出问题。中国政府的西方顾问假借推动移植手术变革之名，在中国密切观察市场走向。西方进口的运输工具被改装成移动执刑场。一名中国汽车经销商在互联网上打出欧洲品牌配有医药监控视频以及注射仪器等的车辆广告——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刽子手与医生联袂上场的标志。”
文中也提到王立军的“研究成果”：“中国积极研究如何以药物注射置人于死地，而不至于影响到器官品质。去年因一系列政治丑闻而被判多年入狱的王立军是前锦州公安局局长，曾多年主持一所心理和法医研究所。他因研究出多种处决方法的成果而荣获著名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在获奖致辞中他透露说，他发明了一个崭新的器官保鲜液足以让一位被注射死亡犯人的器官无损保鲜。致辞中同时表示他的‘处决试验’乃是使用了数千人的身体。这个实验成果令人‘揪心’。世界的其它地区对这个消息感到异常恐怖。”
文章质问西方医界：“医生反其行业道德而行，在合作与共谋之间那条细薄之界限上，其间千丝万缕之纠结竟让许多当事人宁可以缄默对之。问题是：道德到底有多少份量？医药研究者的野心有多大？金钱的份量有多沉重？西方如果不愿手染血腥，那么（他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文中还提到不少中国医生在德国医院和移植医疗中心得到一流的培训，“中国医师得到德国医疗技术，允许他们在中国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实施践踏人权的医疗技术”。
以色列医生的包容与坚决
六十三岁的史提克利兹（Mordechai Shtiglits）跟他太太住在离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不远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他在社巴医疗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一年半等待心脏无果。二零零五年他在上海中山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手术大夫就为他找到了一颗非常年轻的心脏。据说那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死于车祸。对这个说法，《时代周刊》认为“这个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虽然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人数高达六万人，但是中国医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个家伙即将死于车祸，而且这个国家至今没有迅速分配输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统。”
对于器官来源一般都会要求医院写明关于捐献者或是捐献出来的器官的详细信息。而在中山医院出具的出院证明上只干巴巴的几行字：入院诊断、化验数值、给予服用的以及推荐服用的药剂。
“全球人都鄙视从死刑犯身上掏取器官的行为。移植手术乃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唯独囚犯没有自由的意愿，至少世界医学协会和国际移植协会如此定义。但是这远不是中国式的道德沦丧。假如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病人需要在一个既定时间得到他要的器官，光凭等待碰巧有一名适合他的捐献者及时被处决，是无法解决他的难题的。‘监狱当局必须有目的地挑选，检验囚犯健康状态、血型、细胞组织形态，再加以处决，这些都必须在下订单的游客本人还在中国之际发生。’著名的纽约伦理学家卡普兰（Arthur Caplan）2012年在《国家掠夺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State Organs：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写道：‘这根本就是依照订单置人于死地！’”
雅各布•拉维（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兹的医师，也是社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中心部门的主席。他认为，作为医生，当然希望他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没有任何底线的。据《时代周刊》报道，史提克利兹从中国回来以后，拉维继续为他服务。这位心脏权威为史提克利兹的健康进展由衷地高兴，同时也对一个人生命的延长换来另一个人的死亡感到忧虑。
史提克利兹飞往中国换取心脏的大部份费用是由医疗保险公司承担的。在拉维的坚持和努力下，以色列在二零零八年通过移植手术法，说明若是在允许器官买卖国度进行的移植手术，该医药保险费用申报将得不到任何补偿。自从这项法令生效，基本上没有了以色列人为了移植手术而飞往中国。在互联网里，拉维被责骂成阻止病人前往中国的绊脚石。“面对这项指责，我相当自豪。”拉维这么说。
真相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二零零三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二零零七年，中国官方弄出个禁止器官买卖的法令。在德国，社会各界一直非常关注有关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进行买卖的文章。对中共的一些煞有其事欲盖弥彰的报道，《时代周刊》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偶尔中国政府也会从事媒体鼓噪的歼灭行动：譬如中方警察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次侦查行动中，逮捕了137位器官买卖嫌疑人物，其中18位是医生。同时间，各大网站如chinahealthtoday.com，placidway.com和novasans.com等却毫不隐讳地刊登广告：医院指南和名列中国各地医疗旅游中心。而国家呢？基本上对这些广告背后的机构不加干涉。”
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几年来独立调查，收集到的大量翔实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证据。这些证据迫使西方媒体直面真相：在中国，“国家机器不杜绝器官买卖。”
《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直指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他们并没有被判死刑，但因为他们的器官适用于某一病人而必须被处决。“麦塔斯和乔高对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也是不遗余力地力求立场客观。他们不仅从法轮功学员那里收集证据，比如他们在囚禁中被做过的各种医疗检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尸体被发现少了某样器官的；他们也访问到中国做过肾脏或是肝脏移植手术的外国病人。他们甚至访问到当年参与活摘手术的同谋。他们还记录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人亲属的调查员向中国大陆移植中心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被视为最合适的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对二零零六年三月与中山医院的一通电话作下录音——就在史提克利兹得以换心的四个月后。来电询问的人想知道是否可以获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医生马上回答：“我们这儿都是用他们的器官。”
这两位加拿大人做出的指控“不仅调查完善且意义重大”，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如是说。他表示，直到二零一零年他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显示，中国移植手术次数上升的时段，也正是法轮功学员面临大肆迫害之际。诺瓦克先生以联合国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告知所有器官的真正来源。诺瓦克先生说，中共面对这项谴责一如既往地以“宣传”斥回，却从未驳倒过这些事实。
《时代周刊》的文章还指出，美国国会审读了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报告，包括其它相关的材料，之后，四分之一的众议院成员签署了一封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信，要求国务院公开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器官滥行移植手术”的信息。
文章最后提到德国法轮功学员刘巍在中国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暴打，被剥夺睡眠。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十个警察、十名医生进行医疗检查。只有法轮功学员被检查。他们对她做了抽血检查、用超音波扫描一遍所有器官。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有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检查总共进行了五、六次，可是她从来没得到化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