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伤痕文学中，“文革”是一场惨烈的、给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灾难、悲剧。即使在今天，阅读伤痕文学，面对这样的一个创伤记忆，我们还是笑不出来。而在梁晓声的《年轮》第二章中，“文革”变成了一个虽然荒唐却很有乐趣的时代，这种乐趣来自人们从自己的高超智慧戏弄“文革”中的那些代表权力当局的“左”派革命分子。
最典型的是王小嵩的母亲假冒“走资派”的情节：为了保住自己所在的厂，特别是保住一心为工厂操劳的张厂长，也为了家里人和工友们有饭吃，她同意工友的提议，把自己当作“走资派”游街批斗（因为每个单位都必须有“走资派”，否则厂子就要倒闭）：
母亲和几名妇女正在商量什么。一个个愁眉不展、六神无主的样子。
“要是我们不揪出一个人来，游斗一番，那些红卫兵小将，还会再来的！”
母亲说：“就算是演场戏给那些孩子看，也非演不可是不是？”
女人们说：“是啊是啊……”
“张厂长创办了咱们这个小厂，咱们这帮家庭妇女才有了干活挣钱的地方，再说人家又没什么错，为咱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不容易。”
母亲说：“我听说他女人有心脏病，他是四个半大孩子的父亲，咱们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是啊。”
最后，女人们说出了真正的想法：希望王小嵩的母亲充当一次“走资派”：
“干脆开门见山地说吧，你能不能舍出自己的一次脸面，假装一回‘走资派’，反正那些半大孩子，也不知究竟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母亲一愣，渐渐地矜持起来，渐渐地又觉得可笑，不由得笑了：“我？假装一回资派？”“我看，在我这方面，也没有什么不行的。”“恐怕，还得戴高帽。”“那就戴吧。”“少不了还会挂块牌子。”“那就挂吧。”“还得涂鬼脸啊，假戏，可要唱真的啊。”“那就涂吧。”（92-93）
就这样，母亲若无其事地充当了一次“走资派”，用自己的机智和乐观和“小将”们周旋了一次，大获全胜。回到家后被拥戴为英雄，女工们凑了十几元钱给她，算是“赔偿损失”。她和她的的整个家庭没有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这整个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文革”、“批斗”等等如同儿戏，不可怕，还好笑。
我们说，“文革”的确是一场闹剧，但却不是可以被如此戏弄和调侃的正经的闹剧，是会要你命的闹剧，否则也就不至于给社会、民族和个人造成巨大灾难，不至于搞得几千万人家破人亡了。我们也在其他虚构文本、纪实文本以及回忆录中了解到：“反右”和“文革”中的确有不少误打误撞成为“走资派”“右派”的例子，比如《蓝风筝》中那个在揪“右”派的会上因中途上厕所而被“推举”为“右派”林大龙，有《悲情大地》中因自己的名字和托派哥哥只差一个字而被“推论”为托派的杜医生。但是，这些荒唐的闹剧对于当事者来说绝不是可以取乐的儿戏。权力可以制造闹剧来折磨你、侮辱你，但是你却不可能是这个闹剧的旁观者（《蓝风筝》中的林大龙被批斗之死，《悲情大地》中的杜医生托派的帽子戴了几十年，长期被劳教）。
《年轮》对文革的这种处理给人的感觉却是：“文革”对社会大众和个人都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用一点小小的聪明智慧轻易地就战胜了它。也就是说，“文革”被写成了可以被随意戏弄的“纸老虎”。对于这个的“纸老虎”，我们还揪住它不放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