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位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合著的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以两人十五年来共同研究的成果，论述造成国家贫富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是制度──是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来生产并分配资源的制度过程，决定了一个国家今天是否繁荣昌盛！作者提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决定国家走向兴盛或衰败的最大原因。作者以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证明，国家只有在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摆脱贫穷，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财产制与竞争。更具独创性的是，他们认为，当国家拥有开放的多元政治体系，可竞争政治公职、选举权普及，同时新政治领袖有机会崛起时，才比较可能发展出适宜的制度。一些评论认为，本书作者的重大贡献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紧密关联性。
作者在写书的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经历“阿拉伯之春”的震撼。作者在书中指，这些国家内部不满的根源在于贫穷。埃及人平均所得水平只有美国人的十二％左右，预期寿命则少十年；二○％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贫中。
为什么埃及比美国贫穷这么多？有哪些限制因素使埃及人无法变富裕？埃及的贫穷是无法改变的呢，或者它的贫穷可以根除？作者认为，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国家，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菁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埃及民众认识到，这是他们首先要改变的事。在本书中，作者论述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看法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的看法。作者称，埃及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它被一小群菁英统治，他们以图利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来为掌权者制造庞大的财富，例如前总统穆巴拉克显然累积了七百亿美元财富。输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们有切身之痛。
作者还运用其观点对目前流行的中国崛起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仍是一个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经济成长，有一部分是由于将诱因结构引进原来完全无效率的生产制度，因此将整个中国原来完全错置的资源「归位」所产生的。另一部份则是因短期内快速引进了最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取代原有低生产力技术而来。
因此一开始的高经济成长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即使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每人平均国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国、哥伦比亚、土耳其都还要低。而近期的经济成长，也有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独占大量的经济资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时间之内移动大规模的资源到某个部门而来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审批权与选择性执法权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机攫取了大部分的经济租的最大受益者。
最近有关中国是由几百个菁英家族透过绵密的政商关系加以统治的报导，以及前阵子《纽约时报》的独立调查所揭露的总理绵密投资网络，似乎证实此言不虚。而在这样榨取型的政经制度之下，权力轮替的后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换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获取利益而已。虽然在过去几年，我们的确见到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这似乎仍不足以将中国推向一个广纳型政治与经济制度之间的良性循环。
另一个作者对中国发展不表乐观的理由，则是来自于所谓“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认為，经济发展的过程，经常是不连续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冒险成功，导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这个新生产技术会将旧技术彻底淘汰，而这比起在原有的技术上做小规模的改良，是更能够增进生产力的。但是创造性的破坏只能在广纳型制度下才有办法被孕育──想像依靠旧技术获利的政治菁英，怎么可能不运用各种力量去打压此一威胁他们既得利益的点子。因此中国只能山寨既有的技术，无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展出取代旧做法的新技术，这样很容易就会达到经济学上所谓边际产值递减的状态，无法再继续支持经济成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宣称已经找到结合「政治控制与经济成长」的神奇处方这个说法不买帐的缘故。以下这个稍带嘲讽的说法，准确地传达了他们的讯息：「你可以想像一个二十岁的大学輟学生，向国有银行贷款，准备开一家可以挑战国营企业的公司吗？在中国？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