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那时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更近，崛起近在咫尺！那时的中国，有如下今日中国不能比拟的辉煌——
1，有全球外交战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
2，有经济高速增长：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3，废除了清末全部不平等条约：对晚清延续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采用修约方法，而不是革命外交废约——因为废约也意味着断绝交往，不能从科技、经济、军事强国那里获得发展本国实力的基本条件，实际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不断努力和谈判，至北洋政府末期（1927年），已经奠定了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大约已经废除了一半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全部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废约”以后，不仅实现了与各国的平等关系，还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维持十分友好、和谐的关系。
4，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1946年，中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约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可相互开放内河、领海航行权、“中国公民自由往返美国”……其中很多待遇，共和国现在想要都要不到。实际上该条约是基于中美盟友关系签订的，对中国在1940年代就“大国崛起”相当有利。此外，中华民国于1945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国，1947年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前身）创始国。（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加入WTO，还有人觉这是多大的成功，国际地位提高了，十分自豪，呵呵）
5，抗日卫国战争获胜：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7月中、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6，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蒋介石带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7，基本确立民主宪政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缔造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中间由于袁世凯不明智选择，中国民主道路发生曲折，但是，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实行训政，并着手制定宪法，准备向宪政过度，遗憾的是，日本此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意外中止了重建民主的进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坐下来倾听自己宿敌的意见，终于完成了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1946宪法。这部宪法接受了共产党大部分意见，可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重新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后来，正是在这部宪法基础上，中华民国台湾没有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实现民主过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造就富足、繁荣的台湾！！
8，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时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1931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民国时期的言论自由，足可以感动整个中华民族。比如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鼓吹杀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的文章，无罪！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5月22日，上海租界巡捕以“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第二天，戴季陶被保释了。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宣判：“捕房以鼓吹杀人具控到案，迭经讯明，应以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十七条妨害秩序罪，减五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最值得一提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唐绍仪（1860——1938），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人。父亲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唐绍仪经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唐绍仪留美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熏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崇仰备至。1911年12月，唐绍仪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唐绍仪任首届内阁总理，为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做了巨大的努力。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军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军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最近，南京有位叫马翼翔的语文老师，开办了一家民国课堂，很受追捧。这位马老师使用的教材，就是当年叶圣陶、丰子恺所编的《开明国语课本》。民国老课本在这个新时代，竟然会有极大的市场，以至出现井喷式的热销，如此教育现状，最近也引起了人们很多思考。民国课本受追捧，最简单的判断，无非也就是老课本仍有价值，新课本太让人失望。
语文说到底，就是人文教育。叶圣陶、丰子恺是大师，本身从事过小学教育，他们编的民国语文课本，贴进人的内心，体现生活常识，没有太多道德说教，强调人的自然天性，主张独立思考，包裹的人文价值元素，仍然是这个时代极其需要的精神养分。
这些价值元素，恰恰又是今天语文教材最严重缺失的。这些年，语文教育问题太多，频频遭受炮轰，最主要的弊端，也就是不接地气，与生活脱节，不但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而且还过多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既不能提供很好的审美教育，也不能传递应有的人文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和家长才会选择用脚投票，选择民国的老课本，表达对现在语文教育的失望。必须强调的是，选择民国的老课本，但并不宜进行过度美化。时代在发展，今天语文教育，也不能简单留守在旧时代，如果不能及时添加上这个时代最需要价值文明，这样的语文教育，仍然无法承担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使命。
民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度转折期，留下了很多值得怀念的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有过太多的探索。民国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迎来了一个更加尊重多元价值的开放时代。比如，民国小学课本很注意古代礼俗，通过修身教育，来告知人们如何融入社会。民国教育在精神启蒙方面，也迎来了新的突破，被后来很多人都视为教育的黄金教育，那时，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演绎出太多的历史传奇。今天人们常常对张伯苓的南开，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津津乐道，也就是因为民国教育在成体系地传递人文价值。遗憾的是，此后中国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太多断裂与偏执。作为人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语文教材的传统不续，开放不够，还充满阶级斗争哲学，灌输敌我思维意识，过度政治教化也带来愚民效果，扭曲了公民的精神人格。这样的现实尴尬，才让民国课本受到追捧。
民国是历史的，可以用于怀旧，说到底，民国又必须是现实的，民国热的正确价值指向，也就是从那段历史转折的特殊时期，来寻找到一种答案，来更好地着眼于未来。同样，在现在这个新的社会转型期，民国课本受到追捧，就应该从中梳理出传统的人文价值，同时，又能懂得及时注入时代价值元素，来为未来一代提供更好的公民教育。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对1950年代以来的大陆人是不陌生的。只是1980年代以后，这样的特色言语才不经常地出现，似乎被人遗忘了。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们记着感谢目前这个所谓的“新政权”，也无非要人们记住旧社会如何的不好，青天白日旗如何地丑恶而已。对比的效果，就修辞而言，是很明显的。但是，不对称的对比，或者是比较虚伪的对比，那效果，一旦被揭露，就更明显了。
倘若要谈谈“新”中国“新”在哪里，很多经历过两朝的老人是熟悉的，没有经过两朝的，通过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只是略一研究，便也能看出“新”得让万代耀眼了！比如说，政权新。旧朝尚要选举大总统，尽管他们说这很虚伪，但是毕竟还是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甚至副总统也不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选出，尽管他很不乐意，但是也无法用武力取消这个结果，或者索性，给新副总统按上某个罪名，然后让他某明奇妙地死掉了。而毛泽东就不耍这样的把戏，索性就公而告之：我们就是要独裁。这个政权不“新”吗？
至于手段，不仅是新，而且是花样百出，新奇得很。一个国家政权，公然用公开欺骗的手段引诱别人上当--竟然美其名曰“阳谋”，然后将有知识而不肯做奴才，或者有知识没有做好奴才的很大的一群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受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甚至于不能想到的屈辱。这手段哪怕是希特勒，甚至斯大林，也不曾用过。如此手段，自中国有政权以来，除了明末张献忠在屠戮四川人的时候用过，其他人也不曾用过。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中国的确是很“新”的。区区中国，当时的小学以上文化的人口，也不过百万而已，将其中的一半打入地狱，而另一半只有觳觫终身，学做奴才而已。
“新中国”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家，这也是毛时代“新”的地方。第一个梦想，就是要超英赶美。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死了3755万人，这个梦想是血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做世界领袖。毛时代没有科学技术输出，也没有仁慈正义输出，输出革命血腥和暴力。既然要做世界领袖，首先要肃清内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做一个光辉的榜样。于是五千年的文明一扫而光，于是五千年的道德一扫而光。……
“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人们实在看不出来。倘若稍微懂一点历史就会发现，自从前清皇帝退位以后，中国无论如何折腾，也未见其新。即便是乙丑年以后，他们自命为新的中国，人们也未见其新。所以，所谓的“新中国”，其实仍旧只是在被奴役的奴隶的梦里而已。有资深的学者说，前清皇帝退位以来，中国变化不大，上面仍是慈禧太后，下面还全是义和团。话很尖刻，但引人深思。
所以，尽管早在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历史循环往复，“新中国”却不曾真正“新”过。要想将中国“新”过，就需要不做奴隶的人们和不做主人的人们一起努力才行。现在，我们不愿意做奴隶了，那些以主人自居的人们，是否能放下主人的身份，和奴隶们一起建设新的中国呢？！
期望如此，但是，未必！否则，中国那可就真的新了。
